元朝贵族一般如何埋藏？陪葬品的代表事物有啥？

关于元朝皇帝的陵墓之谜，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元朝并无皇陵，然而我对此观点持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元代不仅确实存在皇陵，而且其规模并不算小，只是目前尚未被发掘出来。多年来，我对此事进行了持续探究，如今我初步推断，元朝皇陵可能位于承德市北郊的双峰寺镇附近。原因如下：一是在70年代学大寨运动期间，当地在整治土地时发现了众多古墓；二是经过研究，这些古墓被确认为元代墓葬；三是墓葬规格相当高，但由于当时正值“文革”时期，这些古墓遭到了破坏或被夷为平地。尽管当时出土的许多文物散落民间或遭到农民破坏，但从棺木和出土文物来看，这些墓葬并非普通贵族的墓葬。因此，我推测在这片被平整的土地之下，可能还隐藏着大量尚未被发现的墓葬——即元代皇陵。实际上，中国历代皇陵大多都有记载，并且也都有所发现。元朝在史册中鲜有记载，现实中也难觅踪迹。究其原因，元朝乃由少数民族执掌政权。在元朝之前，宋代盗墓之风盛行。为了防止皇陵被盗，元朝统治者刻意隐瞒了皇陵的相关信息，从而使得皇陵的任何细节都未收录于史册之中，以免外界得知任何有关皇陵的情报。承德在元朝时期是个人口稀疏的区域，皇陵选址之处前方是水域，后方则是山脉，山脉的轮廓宛如一条巨龙，而水面则宛如一弯新月，堪称风水宝地。在“文革”时期，由于“学大寨”运动的开展，一些位于陵墓周边的小型后妃陵墓被挖掘出来，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流逝，此事也逐渐被人们遗忘。然而，这类规格的元代墓葬绝非普通百姓所有，并且承德当时地处偏僻，人烟稀少，因此不可能出现百姓去世后，尸体被运送到遥远之地安葬的情况。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唯一合理的推断：这些墓葬属于元代贵族或皇室成员的陵墓。元朝时期，蒙古族的丧葬方式主要是将尸体用布包裹后进行土葬。然而，贵族和皇室所采用的丧葬礼仪与汉族颇为相似。尽管如此，元朝建立后，并未如汉族那样举行盛大的葬礼，且随葬品数量也相对较少，即便是在贵族和皇室中也普遍节俭。成吉思汗逝世于六盘山下，当时并未公开丧事，待遗体运回故乡后才举行葬礼。由于各地交通和信息传递的限制，仅告别仪式就持续了半年以上。然而，参与送葬的人返回后均遭杀害，导致成吉思汗的墓地位置无法确定。为了纪念成吉思汗，蒙古人设立了衣冠冢以供祭拜。元朝建国后，将国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类，实行等级制度。起初，文化、风俗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随着社会的进步，蒙古族与汉族的文化逐渐交融，汉族的丧葬习俗也逐渐被蒙古族所采纳，尤其在皇室中更为明显。在已发掘的元代墓葬中，许多贵族墓葬的随葬品丰富就是例证。近年来，在内蒙赤峰地区出土的几座元代墓葬经考证，是蒙古人入关前的墓葬。这些墓葬中的随葬品包括金银器和瓷器，其中大部分为宋代汉族工艺品，表明在入关前，汉蒙文化之间的交流已相当频繁。蒙古族对死者的埋葬习俗并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仅是下葬后用马踏平坟头，再杀一只母骆驼将血洒在坟上那么简单。既然是为了避免被发现，为何还要修筑坟头呢？直接将遗体安葬，无需设立坟头不就足够了吗？然而，真正的元代墓葬不仅设有坟头，还会陪葬有各种物品，尤其是蒙古贵族的墓葬。毕竟，我本人便是蒙古族人，并且长期致力于研究蒙古族的丧葬习俗。国内理论界对元朝历史的探讨相对薄弱，尤其是对于元朝皇帝陵墓的研究，几乎是凤毛麟角。在我提出有关元代陵墓位置的信息时，很可能会遭遇质疑，但我坚信元代陵墓的确是真实存在的。近年来，随着元代蒙古人墓葬的不断出土，我的这一信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尽管这些陵墓尚未得到最终的确证。为何至今仍无发现？在我看来，元朝的历史记录误导了我们的研究方向。尽管元代各民族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但民族间的矛盾也愈发激烈。面对这尖锐的民族矛盾，元朝的统治者为何不可能隐藏他们的历史秘密呢？古时的迷信观念认为，破坏他人祖坟会破坏其风水和根基，导致后代不幸。元朝民众，尤其是那些统治者，迷信思想尤为严重。他们为何不设法隐藏这些墓葬的历史，以防止他人破坏其风水，从而确保他们千秋万代的统治地位呢？回顾元代历史，我们难以寻觅到皇陵的确切信息。在历史记载中，我们只能发现有关皇帝死后草草安葬、马蹄踏过坟头的说法，但这真的是事实吗？我们对此难以辨明真伪。元代的历史文献仅提及皇帝之死，却对葬礼这一重大事件鲜有详细记载，这是为何？唯一的解释可能是，对于葬地的选择和规模，他们刻意隐瞒，根本不允许这些信息出现在历史文献中。他们究竟在隐藏什么？他们隐藏的是皇帝陵墓的所有秘密，既不让当时的人们知晓，也不让后世之人得知，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们墓葬的完整无损，以及防止异族盗掘他们的陵墓。或许有人会疑惑，自历史记载之始至如今，已发现并挖掘的帝王陵墓多达200余座，然而为何却不见元代皇帝的陵墓呢？我的观点是，在元代，蒙古族统治着我国，他们的丧葬风俗与汉族存在差异。首先，蒙古族为了保守他们认为最为机密的秘密，采用的防护措施非同寻常。其次，在蒙古族统治期间，北方地区主要受其控制，而该地区人口稀少。再者，他们采用的丧葬保护措施较为特殊，这导致我们现今难以确切找到皇帝陵墓的具体位置。当然，未发现并不代表其不存在。 既然元代皇帝死后是要埋葬的,那么就会有陵墓的存在。经过多年对元代陵墓历史的深入研究，我确定元代帝王的陵墓位置应当位于北京周边地带，其直线距离至北京不会超出500公里范围。这是基于当时情况的分析：若帝王去世，将遗体运送至内蒙古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因在于，从北京出关有数条路径可选：首条是从古北口至承德，再至围场，这段路程大约有400公里，而这仅仅是到达围场的距离。2.从延庆西部至张家口，进而至张原，这段路程大约有五百公里，而这仅仅只是前往张北的一段距离。3.若向东穿越山海关前往锦州，尽管道路较为顺畅，但通往内蒙古草原的路途过于漫长，基本上可以排除这个选择。若选择西北两条路线，必经崎岖山路与荒凉无人之地，这对运送遗体而言实属不易。需先防范遗体腐烂，同时确保长途跋涉的安全。再者，自元朝建国以来，贵族大多南迁至北京及其周边区域，皇族在发源地已无亲人，又怎能劳师动众将遗体运送至千里之外安葬呢？因此，元朝帝王的陵墓很可能位于北京周边地带，鉴于此，我们的搜索范围应聚焦于这些与北京相距不远的区域，包括东至唐山，北至承德，南至保定，西至张家口，唯有这些地方才符合元代帝王陵墓选址的理想条件。元代皇陵的传说共有五种，其中一种便是八白室的说法，但八白室仅是成吉思汗祭祀的场所，并非真正的陵墓，这一说法现已遭到否认。另一种说法是大鄂托克，意为“大地”，在《黄金史纲》、《黄金集》、《蒙古源流》等文献中均有提及，但若说元代皇陵位于大地之下，似乎显得有些荒谬。泸沟河之畔，人们提及，此河在元代有陆局河、驴河驹、怯绿连河、怯鲁连河、客鲁连河等别称，现今则被称作克鲁伦河。它源自蒙古国的肯特山脉，最终汇入我国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呼伦湖。河流全长达1240公里，其起源的说法与先前类似，让人感受到一种宽广无垠的意境。其四：不儿罕合勒敦山位于蒙古国大肯特山脉南部，诸多中外文献如《史集》、《元代秘史》等均有记载。这种说法确有依据，因为此地与蒙古民族的始祖及成吉思汗有着深厚的渊源，此地更是蒙古民族的发源地。然而，发源地是否必然成为墓地？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说法尚未得到证实。其五：目前广泛接受的起辇谷这一说法，其起源尚不明确。关于起辇谷的确切位置，各方说法不一，甚至在元代的历史记载中也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这就好比只告知了名字，却未透露姓氏。尽管近年来的研究提出起辇谷可能是古连勒古的音译，且与南部的肯特山相契合，但我认为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元朝皇帝更迭的历史：1206年，太祖铁木真，也速该之子，在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被蒙古尼伦部推举为汗。南宋开禧二年，蒙古各部落首领共同推举铁木真的儿子窝阔台为蒙古大汗，尊称他为成吉思汗，标志着蒙古帝国的正式建立。太宗窝阔台即位后，于1229年，成吉思汗去世，其第四子拖雷被任命为监国。同年，耶律楚材根据成吉思汗的遗诏召集各王前来，最终确立窝阔台为大汗，拖雷及诸王随即承认窝阔台即位。登基后与南宋联手击败金国，定宗贵由（1241年）为窝阔台之子，太宗去世后，遗诏指定皇孙失烈门为继承人，但皇后乃马真氏反对，遂自立为制。1246年七月，乃马真氏召集诸王、百官，立皇子贵由为大汗。宪宗蒙哥（1251年）为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定宗去世后，皇后海迷失称制，皇子失烈门，以及诸王均表示不满。在公元1251年的忽里勒台盛会上，蒙哥被众多王公贵族推举为新的汗王，随后在蒙哥汗的第八个年头，他派遣了强大的军队向宋朝发起进攻。九年（1259年）七月，世祖忽必烈，蒙哥汗的弟弟，拖雷的第四子，在攻宋军中不幸离世。蒙哥汗元年（1260年），忽必烈受命担任漠南汉地的总管。蒙哥汗九年（1259年），他率领军队进攻南宋的鄂州。得知蒙哥汗去世的消息后，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并率领军队迎接蒙哥的灵柩。他收回了皇帝的玉玺。蒙哥汗十年（1260年），忽必烈抵达开平，废除了由忽里勒台大会选举大汗的制度，得到了部分贵族的支持，从而登上了大汗之位，并建立了中统年号。后来自和林迁都至燕京，改名为大都。在至元八年（1271年），国号被定为“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南宋被灭亡。成宗铁木耳继位。由于真金之子真金早逝，他在至元三十年（1303年）被立为皇太孙。太祖去世后，他继承了帝位。武宗海山（1307年）即位前被封为怀宁王，他是答剌麻八剌的长子。大德十一年正月，成宗驾崩，二月，成宗之兄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临时代理国事，并迎立其兄海山为帝，五月，海山正式登基。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答剌麻八剌之子，武宗即位之初便被立为皇太子，武宗去世后，他继位。英宗硕德八剌，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嫡子，继承皇位后，在“南坡之变”中不幸被政敌铁失等蒙古贵族所害。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甘麻剌的长子，在即位前被封为晋王，镇守漠北，治三年（1323年）八月，英宗遇害，九月，也孙铁木儿在漠北被铁失等人拥立为帝。天顺帝阿速吉八，也孙铁木儿的幼子，在泰定帝去世后，大都发生政变，枢密院事燕贴木儿召集百官于兴圣宫，宣布迎立武宗次子图贴睦尔为帝。时丞相倒剌沙驻守上都，听闻变故，于1328年九月，扶持皇太子阿速吉八登上帝位。当年十月，仅过数月，文宗图贴睦尔（1328年）武宗之次子泰定帝在泰定五年（1328年）去世，九月，燕贴木儿拥立怀王图贴睦尔继位。次年天历二年（1329年）正月，明宗和世梀在漠北登基。三月，文宗图贴睦尔派遣使者携带皇帝印玺，前往北方迎接明宗。四月之际，明宗将文宗封为皇太子，八月时，明宗南征，文宗亲自出迎。明宗设宴款待皇太子及其他诸王，却不幸遇害暴毙，文宗随后再次登基。到了1332年八月，文宗在上都病逝。当年，明宗（1329年）去世后，武宗的长子泰定帝离世，图贴睦尔在大都被推举为帝，当时正值天历元年九月。次年（1329年）正月，图贴睦尔派遣使者迎接其兄和世梀登基，和世梀即位后成为明宗。八月，图贴睦尔弑杀明宗，重新登基。明宗在位不过短短八个月。到了宁宗懿璘质斑即位之年的1332年，宁宗在至顺三年（1332年）的十一月离世，皇后卜答失里遵照遗诏，拥立明宗的次子，鄜王懿璘质斑，登上皇位。十月登上皇位，翌月便驾崩，在位仅仅四十三日。惠宗妥懽贴睦尔（1333年）明宗的长子，在至顺三年（1332年）十一月，宁宗离世后，文宗的皇后卜答失里将明宗的长子妥懽贴睦尔立为皇帝。然而，由于权臣燕铁木儿的反对，他直到次年六月才得以正式登基，并改年号为元统。到了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起义随之爆发。至正二十八年，即1368年，朱元璋麾下将领徐达进军逼近大都，导致顺帝被迫北迁。徐达攻克了大都，标志着元朝的覆灭。到了1370年，顺帝在应昌病逝。在整个元代皇帝的更迭历程中，内部纷争的更迭次数超过了自然更迭，因此，他们的陵墓并非像其他朝代那样，皇帝一旦登基便开始动工修建，待其去世后举行盛大的葬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了皇帝的陵墓，因为元朝皇帝的更替仅限于皇室内部事务。他们在即位后，绝不会将前任皇帝遗弃于荒野，而必须给予安葬。甚至为了掩饰真相，他们还必须对外宣称是举行了盛大的葬礼。由此，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前任皇帝的安葬之地究竟在哪里？是将其遗体运回大漠之北吗？既然该政权是通过武力夺取建立的，那么他们是否会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将遗体运送至数千公里之外，并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进行防腐处理？这种情形是有可能的，但几率相当低。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在北京周边寻找一个合适的安葬地点，并建造一座小型陵墓。元代的历史表明，尽管元朝的统治时间不足百年，但其影响力却广泛传播至欧亚大陆。蒙古族，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原本居住在额尔古纳河流域，自8世纪起开始向西方迁移，并在克鲁伦河、土拉河的发源地以及肯特山以东地区游牧。在那个时期的草原上，存在着众多部落，如塔塔尔、克烈、刁蛮、汪古等，而蒙古只是众多部落名称中的一个。蒙古部落最终实现了草原的统一，从而成为了所有部落的共同称呼。在1189年，蒙古部落的首领铁木真被公推为部落的首领，并尊称他为“成吉思汗”。经过长达16年的征战，他成功统一了草原，并建立了封建制的汗国。到了1206年，蒙古各部落聚集在斡难河畔的忽里勒台（即部落联盟会议）上，一致推举铁木真为整个蒙古的大汗。自那之后，自黄河之东至多瑙河之西，横跨欧亚大陆的征战展开。在成吉思汗统治的时代，蒙古民族虽拥有语言，却缺乏文字。直至藏族高僧八思巴担任元朝国师期间，他借鉴了藏文字母，成功创制了蒙古族的文字。由于元代蒙古族人的墓葬构造特点，导致现今众多人士将一般蒙古族人的墓葬与皇室贵族的墓葬形式相混淆，进而使得我们在探讨元代皇帝陵墓时产生了偏差，这种偏差严重妨碍了我们准确把握元代皇帝陵墓的埋葬位置。回顾过往，我们不妨思考，若元朝皇帝的陵墓位于蒙古国大肯特山脉的南部，那么从北京前往该地南部所需的时间究竟有多长。依据那时的交通条件，预计至少需要5个月以上。然而，即便在5个月后抵达大肯特山，若在无亲属陪伴的情况下进行安葬，这样的情形发生的可能性极低。元朝由蒙古人建立后，皇室与贵族纷纷南迁，这一事实在《元史》中有着详尽的记录。换言之，蒙古族的起源地是大肯特山，然而，在建立国家之后，他们却尽数离开了这片故土。那么，他们回到发源地建造皇帝陵墓的可能性究竟在何处呢？元代蒙古族视大肯特山为心中的圣地，然而，作为一个以骑马为生的民族，他们随战争迁徙，实际上自成吉思汗起兵征战以来，便未曾重返大肯特山。自元朝建立之后，蒙古族人大量南迁至长城以南，此行为旨在巩固其民族地位，并逐步构建起遍布全国的统治体系。在历史上，诸如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等事件，便是汉族及其他受压迫民族在蒙古族高压统治下无法忍受，从而发动反抗，最终成功建立了明朝政权。尽管历史与小说存在差异，但二者之间亦存在某些相似性。小说可以虚构，可以幻想，而历史则是真实事件的记录。然而，历史真相往往最容易被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编纂和记录。元代皇帝的陵墓便是当时统治者掩饰真相的例证。在《元代秘史》和《元史》中对皇帝陵墓的描述并非真实，而是那些记录历史的人故意为之。《黄金史纲》与《元代秘史》中，有关皇帝陵墓的埋葬地点均有人刻意伪造，其动机显然是为了隐藏这个对蒙古民族兴衰至关重要的重大秘密。以至于他们连皇帝的安葬之事都不愿记录在历史之中。即便有所记载，也仅提供了几千里的模糊范围，让人难以寻觅。难道元代的历史编纂者都不具备基本的地理知识吗？我认为并非如此。若他们缺乏对地理的了解，便不会将皇帝陵墓的安葬位置描述为如大鄂托克、泸沟河畔这般辽阔的地理位置。难道他们真的连皇帝陵墓的确切位置都一无所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解释，或许是撰写史书的作者被明确告知，不得记载具体的真实地点。宋朝时期，盗墓行为异常盛行，甚至流传着“新坟未干，便遭盗挖”的说法。元朝的统治者对此现象了如指掌。若他们果真如传说中所言，用两块木头“雕刻成人形，拼接成一体”，并将其“深埋地下、马踏成平”，且根本不放置任何随葬品，那么他们又怎会害怕盗贼的侵扰呢？纵然历史记载中的官员可以详细记录，明确指出墓葬的具体位置，但既然没有随葬品，又怎会有人去盗掘呢？关于成吉思汗的宝藏，历史中流传着种种传说，声称这位征服者掠夺的无数金银财宝被藏匿于某座山峰的洞穴之中。众多寻宝者纷纷踏上征程，却无一例外地空手而归。尽管这些故事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但它们也揭示了一个事实。根据已发掘的元代蒙古人墓葬，即便是平民百姓，其墓葬中也多少会伴随一些陪葬品。那么，皇帝和贵族的墓葬中，其随葬品想必只会更加丰富，而不可能比平民还要贫穷。他们离世后，或许无需建造宏大的陵墓，但难道连一座陵墓都不需要建造吗？1999年9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沽源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对传说中的“梳妆楼”进行考古调查，结果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长达140米、宽74米的陵园。楼内藏有一座古墓，位于地下约两米深处，其中发掘出一座长形竖穴砖石墓。墓中并排放置着三具棺木，其中位于正中的棺木格外引人注目，整体形状宛如一段松木横卧。细加观察，方才察觉到这棺木在三分之一的位置被竖直锯开，内部精心雕刻出与人体相匹配的凹槽，死者便安放在此凹槽之中。东西两侧的棺材外形与现代棺材相近，不过西侧的棺材在出土后依旧保存完好，宛如新制。其底部由两层构成，最上层装饰着七个与北斗七星相似的圆形图案，这一棺材被后人称作“七星棺”。底部完全由青砖砌成，上面铺设了一层枕木，棺材与棺材之间均以砖墙隔开，并辅以木条加固，最后用铁条紧密箍合，顶部覆盖着巨大的青石。三位逝者中，男性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女婿阔里吉思，而两位女性则是阔里吉思的两位妻子，她们的身份均为公主。他们的着装极为华美精致，穿着带有元代蒙古族风格的质孙服和织金绵，身上还佩戴着等级极高的龙纹鎏金银带，此外，还发现了带有朱梵文咒语及其图案的物品。此外，还出土了宝剑、古钱币、铜印等众多珍贵文物。据文物专家所述，元代蒙古族的墓葬在全国范围内较为罕见。特别是那些墓顶建有特殊建筑，且以树木作为棺木的墓葬形式，在河北地区更是绝无仅有，即便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极为少见。由此可见，关于元代蒙古族墓葬形式的传统观念是存在误区的。这座墓葬面向南方，背朝北方，是一座竖穴墓道土洞墓。墓室的南北长度为3.3米，宽度为2.2米。墓门由五层土坯交错堆砌而成，既有竖砌也有平砌。在墓室前方，放置了陶制马车和陶俑等陪葬品，而在后方则安放了两个木制棺材。在墓室前厅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深度为0.8米、高度为1.2米的耳室。东侧的耳室似乎用作厨房，存放着各种烹饪用具，而西侧的耳室则像是粮仓，里面放置着陶制的粮仓等物品，其中五个仿藤编织的陶仓制作得非常精致，仓内还存有风化的谷物等农作物。墓室的前厅和耳室共出土了陶器、瓷器等多种器物，此外还有铜钱。陶器包括陶制马车、陶马、陶俑、陶仓、陶几以及玉壶春瓶、贯耳八卦瓶、盏、盏托、灶等；瓷器则有涂有黄白釉的瓷碗等。出土的铜钱数量超过150枚，涵盖了20多种类型，其中以唐代的“开元通宝”和宋代的货币为主，包括宋太宗时期的“太平通宝”和“淳化元宝”，以及贯穿整个宋代的各种货币，直至北宋末年的徽宗朝的“大观通宝”和“政和通宝”，还有南宋高宗朝的“绍兴元宝”和宁宗朝的“嘉定元宝”，以及金代海陵王朝的“正隆元宝”。这些钱币贯穿了约600年的历史，据推测并非用于日常流通，很可能反映了墓主对钱币收藏的浓厚兴趣。这些陶俑中包含了超过10位人物形象，以及若干龙、牛、羊、鸡等动物，整体呈现出一种黑铁色调。每个陶俑人物的高度大约在40厘米左右，制作工艺精湛，人物的面容、须发、眉目以及衣袍的皱褶都刻画得十分细腻，姿态栩栩如生，神态各异，仿佛正跟随主人出行。从人物的束发、衣着等看，似有蒙古人的特征。这些黑陶俑种类繁多、排列有序、时代特色显著，其制作工艺相较于前代有了显著提升，达到了更加精巧完美的境地。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窥见，元代蒙古族的墓葬随葬品同样十分丰富。而这些发现仅限于贵族的陵墓，那么皇家墓葬是否真的如人们所想的那样“无随葬品，深埋地下，马踏成平，后世无人知晓”呢？截至2006年9月，众多元代蒙古族墓葬在全国范围内的发现，充分证实了当时墓葬中随葬品的丰富性。许多学者认为，元代蒙古族帝王的陵墓确实存在，尽管其规模可能不及历代汉族或清代帝王的陵墓，但断言元朝无皇帝陵墓的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在前文中，我曾提及有关元代皇帝陵墓可能存在的区域，这一区域大致位于张家口、保定、承德、山海关等城市所围成的范围内，这一推断基于充分的证据。然而，若我们转而审视元史中关于皇陵位于起辇谷的记载，虽然这种说法看似合情合理，且有诸多依据，但若将元朝历代皇帝的更替历史综合考量，不难发现其中存在诸多疑点：首先，起辇谷在明朝之前的史料中仅见于元代记载，那么它究竟位于何处？在洲、府、县的文献记载中均未觅得踪迹。这究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地名，还是一处微小到任何地理手册都无法收录的角落？目前我们尚无法得知。再者，既然起辇谷是皇帝的陵寝所在地，理应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点，那为何在相关记载中，关于这个地方的文字如此稀少，仿佛惜墨如金一般？1303年，即元大德七年，孛兰盼与岳铉等人士合力编纂了《大元大一统志》。追溯至1286年，元世祖曾下令扎马拉丁等人着手编纂元朝的地理志，该任务最终由孛兰盼等人接手并加以完善。这部著作继承了前人的地图志编纂惯例，对洲府、县事进行了详细记载，内容涵盖建制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式等。然而，如此一部详尽的地理书籍，竟然遗漏了起辇谷这一关键地点，这不禁让人心生疑窦。 首先我们分析成吉思汗陵墓。按照我国传统，皇帝离世后均需赐予谥号，成吉思汗的后代便为他追封为“圣武皇帝”。成吉思汗在世时，征战四方，直至临终前仍英勇无畏。即便在逝世之后，他也未能淡出人们的记忆。波斯史学家支费尼在其著作《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曾挑选了40名来自异密和那颜家族的女子，以珠玉、首饰、华服装扮，穿上昂贵的衣物，与骏马一同，被派遣去陪伴成吉思汗的灵柩。由此可见，在殉葬品中，除了饰品和马匹，还存在着人殉的现象。成吉思汗离世不久，南宋人士彭大雅曾游历蒙古草原，他描述道：“其墓并无明显标志，马蹄践踏，几乎与平地无异。而铁木真之墓，则用箭矢围成栅栏，范围超过三十里，并有巡逻骑兵守卫。”由此可以推断，成吉思汗的墓地同样采取了防护措施。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多数朝代的皇帝均共用一座墓地，但也有例外，比如明朝的开国皇帝与后续皇帝就并非葬于同一地。元朝历时约百年，在忽必烈建立国家之后，其都城由上都迁至大都，这一迁移或许导致了墓地选址的变更。成吉思汗的安息之地，据信并非位于大肯特山，而是坐落在鄂尔多斯草原。尽管众多史学家对此观点持否定态度，但依据南宋学者彭大雅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彭大雅所探访的乃是我国内蒙古的草原，而非外蒙古。这意味着彭大雅亲眼目睹了成吉思汗的陵墓，据此推断，成吉思汗的陵墓应位于现今我国的鄂尔多斯草原。或许，在昔日那“碧草如茵、繁花似锦”的草原上，沙漠的侵蚀使其变为荒芜之地，因此后人便在甘德尔敖包上建立了成吉思汗陵，以供后人祭祀。关于“起辇谷”的记载，仅见于《元史》一书中。该书不仅提及了元世祖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元定宗贵由等人的陵墓位于此谷，而且还详细记录了元世祖忽必烈、成宗铁穆耳、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吧达、英宗硕德八刺、泰定帝也孙铁木儿以及文宗图帖睦尔等众多皇帝的安葬之地亦在起辇谷。在其他的历史文献中，此类记载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或者它们之间毫无关联。然而，有一个事实是无可争议的，那就是元朝皇帝的陵墓的确是存在的。倘若我们认可《元史》中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起辇谷究竟位于何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