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时分，著名考古学者何旭红于湖南省博物馆，开展了一场名为《西汉长沙王的地下世界》的演讲，向笔者及另外三百余名听众，展示了古老长沙国的诸多未解之谜。
西汉朝廷于公元前202年至前157年期间册封了吴氏长沙国，又于公元前155年至公元37年期间册封了刘氏长沙国，经考证，有五位吴氏长沙王和七位刘氏长沙王安葬于长沙地界。湖南省长沙地区的考古部门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大致查明了陵墓区的界限，了解了部分长沙王的墓园构造和规划，以及园内遗迹，包括墓园的围墙、墓葬、陪葬坑、合葬墓和祭祀建筑等，这些发现将为后续的维护工作以及国内诸侯王陵制度的研究提供可靠参考。
考古专家何旭红的讲座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长沙王·长沙国·陵园制度。
吴姓长沙国前后历时约46年，刘姓长沙国前后历时142年。
他分析西汉封吴芮为长沙王的原因:
1、有战功，在灭秦灭项羽的斗争中战功卓著;
2、能征善战，具有与南越国作战能打胜仗的能力;
曾经担任潘阳县的长官，拥有丰富的施政经历，并且政绩斐然，在越族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具备能够妥善管理长沙国的行政才能。
他与淮南王英布有翁婿亲戚，存在与淮南国协同抵抗南越国的社会联系。
何旭红提及，刘氏长沙王的后代七代均以诸侯王的规格安葬。首位是刘发，他是景帝的儿子，因“非刘氏不得为君王，天下人共同讨伐”的祖训而备受瞩目，因景帝“酒后失德”而生，其生母程姬原本是景帝的妃子，由于生母地位卑微且不受宠爱，刘发所受的待遇较为低微，生活条件也相对艰苦。
诸侯王陵寝的营造工作由该国掌管营建的官员主持，参与建造的人员包括士兵、服刑人员以及各类手艺人，总人数或许达到数百之众，这与皇帝修建陵墓动辄动用数万劳力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陵寝事务由专职管理者统筹负责，其运营经费主要来源于封地内的税收收入（封地设有三百户居民）。
第二部分，关于西汉王陵的发现历程。
何旭红说，历史文献无法提供长沙王陵的准确位置。
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述，最早资料见于北魏时期的《水经注》：其中提到汉高祖五年，将吴芮封为长沙王，这座城市就是由他建造的……城池的西北方向存在一个废弃的集市，它正对着临湘县的新城区。临湘县治所的西北边设有北津城，而县向北的地方则安葬着吴芮的坟墓，墓穴占地超过六十丈……。如果依照《水经注》中关于湘江两岸历史遗迹的叙述顺序，吴芮的陵墓应当位于湘江东岸的“临湘”古城北侧。
1894年出版的《湘城访古录》中，关于“汉长沙定王刘发墓”的记载如下：省志记载此墓位于东门外，府志拾遗则称汉长沙定王墓及其母亲唐姬墓，两者高度均为十三丈，周长三里，彼此相距三丈。这个地点就是如今马王堆汉墓所在之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发现:
长沙市第二木工厂等机构负责建造，1974年12月至1975年1月期间，在陡壁山区域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墓葬；
1978年9月至11月期间，考古人员成功发掘了象鼻嘴西汉墓，另外还探明了扇子山、狮子山这两座规模宏大的汉代墓葬，基于这些重要发现，在原地规划并建成了望月（王陵）公园这一考古主题公园。
陡壁山汉墓在唐代被盗，封土在发掘前就已毁坏。墓道位于墓坑西侧偏北位置，剩余长度4米。墓坑的平面形状为长方形，是竖穴式的岩坑，顶部已经损毁。现存墓坑口长12.8米，宽10米。墓主是某代吴姓长沙王的王后。
象鼻嘴汉墓曾经遭受过盗掘。它的封土在工程建设期间已经损毁，墓道处在挖掘区域的西侧，总长度达到18.75米；墓穴的底面是长条形，入口部分长20.55米，宽在18.5到18.9米之间，从入口到底部深7.9米；墓穴的主人属于某个时期的吴氏长沙王，很可能就是吴著靖王。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现:
望城坡渔阳墓于1985年通过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得以发现。此墓园包含一座主体墓葬与三处附属陪葬坑。主体墓葬历经东汉及唐代多次盗掘，现存封土堆高约5米，但多数部分已被工程建设损毁。墓道设置于墓穴西侧，为斜坡构造，总长度达21.02米。墓穴本身为长方形布局，墓口尺寸长15.98米、宽13.3米，深度为10米。根据考证，墓穴主人应为某朝代吴氏长沙王之妻。
二十一世纪初的发现:
2006年3月至10月期间，考古人员对风篷岭汉墓进行了发掘，同时发现了桃花岭汉墓。2008年5月到7月，考古人员对风盘岭汉墓实施了发掘工作。该墓的封土已被破坏；墓道部分保存，长度为11.45米；墓坑口和上部区域也已损毁，仅存的部分呈现出长方形的竖穴岩坑形态，残长9.6米，残宽7.75米，残深介于0.4米至3.1米之间。
对蜈蚣蒂汉墓、风盘岭汉墓的认识:
何旭红透露，该地仅发掘出蜈蚣蒂汉墓与风盘岭汉墓两座规模宏大的汉代墓葬，二者相距很近，推测两座墓的墓主或许是一对夫妻；蜈蚣蒂汉墓所在的山丘更为高耸，风盘岭汉墓所在的山丘则相对低缓，据此分析蜈蚣蒂汉墓的墓主有可能是某个长沙王，而风盘岭汉墓的墓主或许是其王妃。
蜈蚣蒂汉墓在盗洞里发现了“五铢”铜钱，风盘岭汉墓则出土了“半两”泥钱，这两点说明这两座墓的墓主下葬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118年“半两”被废除换成“五铢”的那段时期。因此可以推断，蜈蚣蒂汉墓的墓主或许就是长沙戴王刘庸，而风盘岭汉墓的墓主可能是戴王的王后。
何旭红谈到第三次全国普查中的“汉代长沙王陵墓群”项目，指出2008年上半年启动了该专题的考察工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望城县文物局对湘江以西的谷山区域沿岸丘陵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古勘察，期间陆续发现了狮子拱一号、二号、三号汉墓以及栗木嘴汉墓等遗址。
他谈到12.29盗墓案的情况，2008年下半年，一个由国内数省人员组成的大规模盗墓集团，对湘江以西的11座高等级西汉墓实施了挖掘，这11座墓中，有7座尚未被考古部门掌握，2008年12月29日，这起盗墓事件被揭露出来。
关于2009年的大范围调查:
2009年4月至2010年4月期间，为了阻止非法分子盗挖长沙市考古部门尚未掌握的西汉高级别墓葬，市文物局联合望城县、岳麓区、开福区相关文物管理机构进行统筹安排，由该机构对湘江城区沿岸的岳麓山、谷山、鹅羊山、秀峰山等丘陵地带实施全面考古调查，主要手段是在每座丘陵山顶等间隔钻探若干探测孔，用以判断是否存在封土堆，在此过程中又发现了天马山三号汉墓、凤凰山汉墓、郭家山汉墓、半边围子山汉墓等遗址。
迄今中国已发掘出二十三处大型汉代陵墓，部分可能属于嫔妃之墓，例如天马山三号墓便是一例。依照汉代诸侯王与王后合葬但墓穴分离的惯例，加之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大型汉墓的发现数量预计会进一步增长。由此可以推断，西汉长沙王的主要陵寝区域应坐落于湘江之西，而在湘江以东或许散布着少数墓葬，比如吴芮的安息之地。
西汉长沙王陵的价值:
这里是汉代诸侯王陵墓数量最为丰富的区域，出土的墓葬数量可观，遗迹保存状况良好，堪称汉代诸侯王陵墓的重要聚集地，对于探究汉代诸侯王下葬习俗乃至帝王陵寝规制都具备极高的学术意义，西汉时期共有228位人士获封诸侯王爵位，理论上应该有310座以上诸侯王陵，国内目前发掘的汉代诸侯王陵墓大约有110座。
借助对相关遗迹的考察，可以明白湖南境内汉、楚、越等族群的历史，以及他们之间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同时也能看出当地经济和社会进步的状况。
长沙拥有历史最为悠久、体量最为宏大、地位最为尊崇、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项关键古代遗迹，该遗迹对于长沙建设国际知名文化都市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帝陵的构造和附属物，以围栏和门楼作为界限；陵区内设有陵寝、核心管理场所即所谓的“官员安放处”、休憩之所、祭祀殿堂、家属安息地、各式“生活所需”物品存放点以及“军事布阵”区域；还有被称为“管理署”、“管理署人员住所”、“女性负责人”的居所等供工作人员处理事务和居住的建筑；并配有神道和巡查路径等交通设施；陵区之外则分布着陪葬城镇、指挥官道路、高级官员等附属墓穴、囚犯安葬地、修陵人员居住点。
陵庙举行祭拜仪式，代表君主主持朝政活动。宗庙用来存放神主牌位等物品。寝殿进行祭拜活动，代表君主退朝休息。寝殿内陈设有衣帽、坐具、手杖以及模拟动植物的器物。《汉书·韦贤传》中记载：日常祭拜在寝殿，每月祭拜在宗庙，按季节祭拜在侧殿。
关于对马坡山-庙坡山陵园及郭家山陵园的认识，何旭红介绍道:
这个陵园里有两座规模宏大的汉代陵墓，庙坡山汉墓出土了一件带有“王后家杯”字样的漆制耳杯，由此推断该墓的墓主是某位长沙王的后宫，依照夫妻合葬但墓穴分开的惯例，推测马坡山汉墓的墓主为某代长沙国的君主
郭家山陵园中仅发现一座大型汉代墓葬，并且它和马坡山-庙坡山陵园之间由一段夯土墙相连，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墓主人可能是某个朝代的长沙王妃。庙坡山汉墓出土的漆器是长沙定王刘发那个年代制作的，所以庙坡山汉墓的年龄上限就是定王那个时期。
郭家山汉墓的封土堆像圆顶面包，底部最长边大约56.2米，最短边大约34米，高度大约4米。墓穴入口的长度为15.7米，宽度为14.4米，墓道延伸的长度为46.3米。
风篷岭-桃花岭墓园，出土了汉代两座大型墓葬，其中风篷岭汉墓于2006年进行了发掘工作，另外还发现了十一座中小型墓葬，一个外藏坑，以及两段夯土墙。
何旭红谈到风篷岭-桃花岭墓地的考察情况，指出发现了两道夯土墙，推测是陵园的围墙或合葬墓园的边界，不过它们都保存得不够完整，不清楚这些残存的墙垣究竟是围绕两座大型汉墓，还是仅仅围绕其中一座。此外，该墓地区域内没有发现任何用于祭祀或提供服务的建筑设施，这或许是因为后来人为活动频繁，对原有遗迹造成了破坏。
两座规模宏大的汉代陵墓，通过考察出土的器物，可以确定其中一座属于某位长沙国君主，另一座则可能是某位长沙王后，或许这两座墓葬属于一对长沙王夫妇。
根据考古发现以及相关文字记录推断，这座位于桃花岭的汉代墓葬，其主人最有可能是长沙国的炀王刘旦，在位时间为公元前四十九年至四十七年，或者是孝王刘宗，其统治年代为公元前四十五年至四十三年。
从宏观层面认识西汉长沙王陵:
这片陵区位于湘江西边的天马山到风篷岭一带，丘陵连绵起伏，长沙王的墓地大多分布在此，并且与对岸的“临湘”城正对着。这表明当时人们对湘江西岸这一带的环境、风水等情况做了深入考察，对土地的利用和交通建设也有周密的考虑和安排。
历代长沙王的陵寝各自遵循独立的规制，建造时注重布局规整，不受地理环境制约。这些陵寝以君主墓穴为核心，合葬有嫔妃、子孙等亲属，配套建筑完备，包含用于祭拜的祠堂、庙宇等宗教设施，以及供职人员居住办公的服务性场所，这些配置与其它诸侯王的陵墓保持相同标准。
王陵和后陵各自选了一处丘陵作为安葬之地，墓穴都采用垂直挖掘的方式，而非水平挖掘；通过独特的题凑式葬具来体现与列侯的不同身份，陪葬品在早期多以玉器和漆木制品为主，到了中期和后期，金银铜铁等金属器皿逐渐增多，而且陪葬文物显示出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特征。
二零一三年，获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核准，成为全国第七批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保护单位。位列全国一百五十处规模宏大的历史遗迹之中。依照省级政府决定，划定保护区面积为一千三百三十七分之四，建筑限制区面积为一千三百三十七分之二。
已成立专门单位“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处”负责保护展示等事务。现阶段人防、技防措施齐全，望城区、岳麓区负责安排专人进行巡查看护。
何旭红以个人经历为基础，揭示了西汉长沙王地下的真实情况，讲述了很多考古发掘的细节，令人受益匪浅。
在讲座结束后的互动环节，何旭红认真回答了热心听众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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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旭红是一位研究馆员，担任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负责人，同时是中国考古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的一员，也是湖南省考古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她曾深度介入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和望城坡渔阳墓的考古工作，并且亲自指挥了风篷岭汉墓和风盘岭汉墓的发掘任务，目前她正负责汉代长沙陵墓群的考古项目。编撰了《汉代长沙国考古新发现与新研究》、《西汉长沙王陵出土漆器汇编》等著作，刊发了大量学术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