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是1996年7月，宁波溪口的天空，阴沉得特别低，村口柏油路边，站着一位中年男子，有着削瘦身形，还戴着墨镜，他抬头朝着四明山方向望了望，轻声说了一句，爸，我来看您了，一旁妻子没作声，只是悄悄扶了扶他胳膊，生怕他一个踉跄站不住。
47岁的这个男人，在那一年，被医生确诊为食道癌晚期，他叫蒋孝勇，是蒋介石的孙子，蒋经国的次子，外界大多还在议论他的政治立场，议论他在台岛工商界的能量，然而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次回溪口，对他个人来讲，就是一趟关乎“交代”的旅程 。
要交代些什么呢，需要交代的是父亲遗留下来的心愿，同时那也是他自己在肩膀上背负了许多年，然而却一直没有来得及去完成的两件重要的事情。
和他一块儿于溪口老街站立着的那个女子，就是后续承接这两件事情的人，此人是方智怡 。
很有意思的是，这段故事，被许多人看成是“政治家族”的延续，然而，从一开始的时候，它却只不过是一段再平常不过的少年情感瓜葛，是纠葛 。
一、从“托人照顾女朋友”开始的姻缘
往前倒回二十多年时间，在1960年代末当时的台北，街头已然有了些许现代城市体现出的那种味道，然而对于处在念书阶段的学生来讲，日子大多是分别在课本、教室以及考场之间来回打转的，有这样情况呢。
方智怡于1949年出生，那时她是台北颇为有名的“乖学生”，她的父亲是方恩绪，在台岛担任“国道高速公路工程局局长”，母亲开办新民幼儿园，其家庭氛围严谨但并非古板，她有三个兄姐，个个都很擅长念书，而这作为家中最小女儿的她，自然而然也被寄予了深厚的期望。
由于母亲的督促，她先后在北一女中、北二女中持续升学，成绩优异，容貌清秀，性格活泼爽朗，追求者众多甚至到了“排队”的程度。那时台北的少年，还注重“介绍对象”这种方式。方智怡便是如此与一位就读于大安初中的男孩建立了交往关系 。
事情出现转折之处，在于这位身为男友的人身上，他因想要躲避兵役，故而计划去国外留学，在离开之前，这个年轻男子以一种半是认真半是玩笑的状态，托付自己同为同窗的好友，说道：“我走了之后，你帮我照料一下她。”。
蒋孝勇就是这位“同窗”，那时，他不过是大安初中里一个看上去有点内敛，实际上性格幽默的人，面对好友的托付，他笑着讲：“我会很认真，并且尽最大努力。”。
没人能想到，这句玩笑往后居然成了事实，蒋孝勇自打从大安毕业之后，就进入了凤山陆军官校预备班，每当从凤山返回台北时，他老是会邀约方智怡去看电影、逛街，关系由“朋友的女朋友”逐渐改变成了“同学间的对象”。
曾经有一回，方智怡迎来生日之际，蒋孝勇呈上了一件经由自己亲手绣制的文化绣品。他原本身为军校生，可针线方面的活计做得并非那般精妙；但其所展现出的那份专注认真的劲头，使得旁人很难不被打动。
方恩绪对于女儿去结交朋友这件事并不持反对的态度，他仅仅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不要让功课受到耽误。所以，当女儿领着这位军校生回到家中吃饭的时候，他非但没有摆出严肃的面孔，反倒十分细致地去打量这位年轻人。
蒋孝勇存有军校所孕育出的那种英气，每回临近吃饭之际都要举行祷告之举。在那样一个全家皆有着信奉基督教这一行为的家庭当中，这一点，称得上恰好是一项能增添很多分数的优点。再加之其措辞间尽显礼貌，既不会表现出卑微，也不会显得高傲，如此一来，很快便获取到了方家的喜爱之情。
不久之后，蒋孝勇于一次野外训练当中发生脚部重伤状况，随后住进荣总医院。其伤情传递到蒋介石耳中，这位老人家心情极为沉重。因孙子无法再继续完成军校课程，他后来在文章里写道，这件事情，是自身 “内心里面最对不起祖父的一桩充满遗憾之事”。
然而于信当中，蒋介石未曾予以责怪，只是再三关切他的身体状况。这般祖孙之间所存在的情感，反倒为后续诸多故事埋下了伏笔 。
也是在这家医院里，方智怡第一次面对“蒋家”的真正核心。
二、见过老蒋夫妇、过了蒋经国这一关
当蒋孝勇因为脚伤而住进医院的时候，方智怡常常都会去陪伴他。有一回，两个人正在交谈着，病房外面忽然就传来了声响，有一个人轻轻地出声提示说：“校长以及夫人马上就要过来了。”。
“要不要先回避一下？”方智怡紧张地问。
蒋孝勇很随意：“没关系。”
一个普通公务员家庭出身的女儿，要见蒋介石、宋美龄，这事儿多少带点“走进教科书”的感觉，她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可又不好多说什么，只能安静地坐在那里。
没有过多久，蒋介石跟宋美龄进入到了病房之中。蒋孝勇表现得十分自然且得体地进行介绍：“这位便是方小姐。”。
宋美龄瞧了瞧眼前这位有着圆脸、稍微显得丰腴些的姑娘，面带笑容说道：“我觉得应当是‘圆小姐’才恰当。”。
用一句玩笑，使得气氛马上缓和了下来。在那个时候，台岛经济还称不上富足，能够吃饱穿暖就已算是挺好，稍微显得圆胖反倒成了“有福相”的表征。蒋介石夫妇对于方智怡的最初印象，便是“有气质、有教养” 。
蒋孝勇的女友见过了他的祖父母，并且还得到了那样的评价，如此一来蒋孝勇自然在心里就踏实了许多。在他脚伤稍微痊愈之后，他又带领方智怡进入了自己日后生活的另外一个圈子——处于文化界与政坛核心边缘的地带。
经由他的引荐，方智怡结识了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秦孝仪这个名字，在蒋家内部占据着特殊地位。他是由蒋介石亲自邀来，为孙子讲授《四书》的老师。直白来讲，秦孝仪被赋予了一项任务。这项任务是要使那个被给予厚望的蒋家子弟，对中国传统文化具备起码的根基。
因缘巧合，后来主持蒋孝勇与方智怡婚礼的人，也正是秦孝仪。
在这同一时间，蒋孝勇也将恋情公布给了“家中职位最高的那一层人”。就在那一年的夏天，他带领着方智怡去与正在处在避暑状态的父母见面。蒋经国向来用人方面要求严格，喜怒都不会在脸色上表现出来，在军政体系当中有着“天威难以揣测”这样的说法，对于儿子以后的配偶，当然是不会随意就点头同意的。
在聊天的空间当中，他去打探打听方家的出身情况，以及方家的背景状况。之后得知方恩绪乃是工程技术方面的官员，其家世是清白无瑕的，并且还是浙江同乡，如此一来他的语气显著地温和了好多。他看着眼前这个谈吐显得自然，举止表现得大方的女孩，蒋经国的心里对于“未来会成为儿媳的人选”，已然有了一个大体的轮廓。
但是，他有着“再去进行观察”这样的习惯。于是呢，秦孝仪领到了“任务事项”，平常的时候要更多地留意方智怡的言语以及行为表现；蒋孝勇就带着她去参加驻留在台湾、美国军队将领举办的家庭聚会，从这些聚会当中去查看她是不是懂得礼貌规矩、能够明白体统 。
经过几次试探之后，得出的结论十分明晰：这是一块能够进行雕琢的璞玉，其性格温和但却并非软弱，既能够把握进退的尺度合情合理，又不会过度得意张扬。对于一个即将踏入蒋家核心圈层的女子而言，这一点相较于容貌更为关键重要。
蒋孝勇伤愈之后，并未重返军校，而是依照父亲的意见，转至台岛大学政治系就读。彼时，该系的系主任乃是连战。转学所引发的一个实际变化为——他与方家的距离拉近了许多，两人几乎每日都会碰面。
有那么一个看起来平平常常的下午，一向朴实无华且保守内敛的蒋方良出乎寻常地拿出一枚戒指，吩咐儿子把它拿去当作订情的信物。蒋孝勇从母亲手中承接过戒指，随后几乎是以一种连奔带跑的姿态冲向方家，接着将戒指戴到方智怡的手上，就这样以一种毫无修饰极为直接的方式确定了婚约。
那场婚礼是在1973年举办的，就方家而言，这可是女儿的终身大事，然而对于台岛政坛，甚至社会舆论来讲，这场婚礼却有着一另外的意味，那就是新旧权力核心的交接以及象征 。
那时呀蒋介石，病魔缠身驻进了荣总医院，关于他“病危”、“已逝”的传言不断传来，有不少呢。而针对这情况，那些年轻新人进入病房去跪拜，还奉上茶水，这不光是家族内需要遵循的礼仪，而且还被故意安排成了某种“对外展示”的行为呀！
在照片里，蒋介石身着长袍马褂，他坐在病床旁边，其脸色稍微显得有些憔悴，然而却依旧神情精神饱满，很有精神；宋美龄挽着未来孙媳妇的手，脸上露出喜悦的笑意。照片对外公布以后，有传言马上就被压制下去了。
对於方智怡来讲，這一天意義異常。她自感，從此時开始，不單是某一人的老婆，更是踏入了一道存有嚴密規矩、複雜關係的門戶。
三、富足生活的背后，是逐渐逼近的政治风暴
蒋孝勇婚后的那几年，其前行的道路，依照蒋经国所做出的安排，朝着经济领域迈进并发展。蒋经国对于他的几个儿子有着自身的规划与想法：在政治方面，他不想让儿子们过早崭露头角，以防招来他人的议论与指责；在经济层面，他准许儿子们去锻炼自身的能力，然而同时也要施加一定的限制与管束。
在这般框架之时，蒋孝勇往返于工商界之中，借助其本人才干以及蒋家的底蕴，人脉同资源迅速伸展。存在保守估算觉得，他能够施加影响、予以支配的资金数目，一度高于台币三百亿元 。
于家中聘请了管家，还请了厨师，也请了司机，亦请了佣人，使得日常事务的运转呈现出井井有条的状态。在刚步入蒋家大门的那几年间，方智怡基本上无需亲自去动手做做家务之事，其生活看起来便是那种典型的“少奶奶模式”。
没过多久，他们就拥有了两位儿子，其中一位是在1976年诞生的蒋友柏，而另一位蒋友常是在两年之后来到这个世界，前来报到的 。
于外人眼中瞧来，这般家庭好像表面上风息浪静毫无波澜，然而内里实则也存在着一些小摩擦小冲突。身为年轻夫妻，其性格难以避免地会存在不大契合的地方，故此吵嘴乃是十分平常的事情。蒋孝勇身上仍旧存有年轻气盛较为冲动的那一面表征，有时行事相当任性肆意，一旦脾气发作起来也并不怎么懂得收敛消停。
方智怡没去选择哭闹，而是将重心缓缓朝着家庭长辈转移，她耗费诸多时间陪伴婆婆蒋方良，协助料理一些日常琐碎之事，于“媳妇”这一角色上力求做得尽可能完备 。
于一个讲述“孝”的家庭之中，这般的做法极具成效。蒋孝勇缓缓地察觉到，其妻子不但照料着小家庭，而且还在竭尽心力地扛起对于长辈的那一份责任。再加上年龄逐渐增长、阅历有所增加，他对于诸多事情的看法开始变得稳重不少 。
目睹这些情况的蒋经国、蒋方良，对这位儿媳的满意程度日益增加，常常借助礼物以及一些小布置来予以激励。那些年里，蒋家内部的氛围，称得上是平和的。
转折出现在1988年。
在这一年，1月13日那天，68岁的蒋经国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离世。政坛格局刹那间产生极大震动。李登辉接任“总统”之后，迅速推行一系列有关“民主化”、“本土化”、“非蒋化”的整顿举措以及改革行动。
于这个进程里面，某些起初藏身于水面之下的矛盾，被有意或者无意地给推到了外面来，。
蒋孝勇在蒋经国步入晚年之际，已然凭借私人秘书的身份，伴随在其身旁，参与了诸多机要文件的处理工作。他自身也曾对李登辉怀揣着期望。为了将那份信任予以呈现，他把蒋经国办公室内四件极具象征意味之文物，赠送给了李登辉，这四件文物分别是：孙中山亲书的《建国大纲》真迹、经蒋经国圈阅认可的《圣经》、还有蒋经国亲手挥毫绘制的墨松、墨竹。
这些物件，既是历史见证，也是一种政治信号。
可是，蒋经国离世之后局势陡然转变：蒋孝勇早年的教导长官名叫孙以桐，此人被指责卷入重大案件之中；他的岳父是方恩绪，方恩绪也被指责利用职务之便谋取利益。在这个时候岛内的舆论环境，已经不再对蒋家持有友好态度，这些指控快速地发酵起来，矛头隐隐约约地指向了“蒋家余脉”。
处在这样的氛围当中，蒋孝勇作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外界看来是有些突然的，然而在他看来则是已经酝酿比较久的，这项决定便是移民 。
他们在台北，习惯了侍从众多，无论大事小事都有他人去料理的那种生活方式；到了加拿大后，一切都得重新开启，买菜的事情，打扫的事务，烧饭的活儿，几乎全都落于方智怡的肩上，这种情况与其说是贫富之间的落差区别，倒不如讲是生活方式出现了彻底的改变。
然而，与台岛那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暴保持距离，反倒使得这一户人家在一段不算长的时间里，有机会去感受那种简易而平和的安稳状态。孩子置身于英文形成的环境当中成长，夫妻两人在厨房之内，为了油盐酱醋所需面对的问题费心发愁，倒还是有着几分普普通通中产家庭所呈现出的意味。
只是，政治并没有完全放过他们。
四、与“李登辉路线”的对立与晚年的托付
身处海外之际，蒋孝勇针对台岛政局的那份关心从未切实地停止过，他注视着李登辉逐步推进“去中国化”的相关政策，他留意着岛内舆论里“台岛主体意识”持续被扩大，他内心有着诸多的不安 。
他已不再身处权力的核心位置，然而却选取了通过文章、声明的途径进行公开发表观点。在那样一种状况下，写出了那篇颇受众人关注的《我内心的千字文》。他明确地表明自身的态度，即并非是为了反对李登辉这个人而反对他，而是觉得李登辉这一行为是以民国的名义去实施台岛分裂或者独台的实质行径。
于他的理解范畴之中，“中华民族的统一”身为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不论是处在主观层面，还是处于客观层面，都是无法回避、绕过去的。仅仅只是，当时的条件状况以及环境情形，仍旧需要时间达到成熟的状态。
那些话语，于当时岛内的媒体之上，并非占据主流，然而却能够让人瞅出，在蒋家的下一代里头，依旧存在着一些人，他们将“统一”视为一种具备原则性质的底线 。
然而，就在他四处奔走、写文、演讲的时候，身体亮起了红灯。
1996年年初的时候，蒋孝勇在美国旧金山的寓所里，突然出现了吐血的状况，随后被紧急送去就医。经过一番检查之后，诊断得出的结果沉痛到了几乎没有任何余地的程度——是食道癌晚期 。
方智怡在电话那端，听完医生所给出的判断之后，一时间无法说出话来。待她急忙赶回台岛之时，蒋孝勇早已作出了决定，即进行手术、展开治疗，不管最终结果究竟怎样，都要先去争取那一线机会。
那种使得他在面临病情之下仍旧无比坚定的支撑力量，并非仅仅源自对于生命其自身发自内心的深深眷恋，而且饱含着一种“绝不能够就这样轻易倒下”的强烈不甘。原因在于，于他内心深处，父亲留给他的两件事情，尚远远还没有达成。
在蒋经国步入晚年阶段的时候，他当真慎重地交代了两个嘱托，其中一个嘱托是，要对“两位蒋总统”的日记以及文件进行整理，另一个嘱托是，在未来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把两蒋灵柩迁回到浙江溪口，使其归葬于故乡。
这两件事情，讲起来要是往轻了去说，那不过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交代”而已；然而要是往重了去考量，它所关联到的可是一个家族于现代中国历史当中的位置呀。
自蒋介石抵达台湾起，直至晚年病重无法动笔，始终持续坚持撰写日记；蒋经国所写日记数量更多，从大陆时期一直延伸至台岛，一直写到1981年前后方才停止。除了他们自身的文字之外，还有身边侍从、警卫每日记录的“工作日记”。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来讲，这些材料无疑属于重量级的一手史料。
蒋经国离世之后，那些日记、文件是由蒋孝勇来负责进行保管的。在他迁移到美加居住之后，那些箱子是跟着他一同漂洋过海过去的。对于他来讲，这些并非仅仅只是文献，更像是一段段被压缩了的时代记忆。
还有一件事，它更具独特的个人性质。蒋经国在晚年的时候发出了感慨，自己一生都东奔西走，忙碌不停，最终却是埋葬在了他乡异地，没能回到溪口，没办法陪伴自己的母亲毛福梅，这一直以来始终都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呀。他殷切地叮嘱蒋孝勇，要是存在可能性的话，往后一定要把自己和父亲一同迁回到故乡，以此来尽那所谓的“反哺之义” 。
1996年1月，蒋孝勇住入荣总医院，其叔父蒋纬国也住入荣总医院，在病房里，两人谈及“移灵”一事，此为交换意见之举，那般看似属于私人范畴的商量，背后却关联着复杂的政治考量，以及两岸关系颇为微妙的氛围。
当年7月，蒋孝勇在病情允许的情形之下，携妻儿返回大陆，一方面去探寻医治疾病的方法，另一方面，便是要亲自瞧瞧溪口当时的状况，考察父辈所讲的“移灵回乡”有无实际施行的可能性。
他对溪口那有着老街的地方、有着武岭学校的所在以及构成蒋氏故居的一众地段，知晓其存在并非陌生，然而却觉着它们又有着某种距离感。他站立于祖居大门之前，心里清楚明白，自己很可能无法等到将两件都需完成之事做完的那一日了。
正因为这种预感，他在病床上把话说得更为直接。
于整理日记、文件之事上，他详尽地对面方智怡表明：“只需竭尽心力便可，尽其所能之物若干，则进行若该若干之事。”此乃其心目里之“底线”，并非系乎于短时间之内成就令人惊叹之行为，而是在于确保那些资料得以妥善地留存，不致产生散失之状况。
事关移灵，情形愈发棘手。国民党方面鉴于当时特定的政治局势状况，拟定并提出了“两阶段移灵”这种折衷性质的方案，先是着手处理其中一部分各类事宜，而后再寻觅合适时机去讨论奉安的具体地点。此方案在得到远处于美国之地的蒋宋美龄予以同意之后，便将相关情况通知传达给了蒋家的其他成员。
有他人转告方智怡，要她带话给蒋孝勇，听完详细内容后，他沉默了很长时间，仅让妻子再去核实细节，结果无法改变，他只能感慨一句，话语不多，却充满无奈 。
恰恰是在这些时日当中，方智怡开始被推至前方显眼位置，成为了蒋孝勇用于对外联系、协调的仿若“分身”般的存在。仅仅是短短几个月时间，她穿梭于党内、家族、医院以及媒体之间，渐渐地能够独自承担起相应职责。
在某一回关涉日记整理的对话之际，蒋孝勇叮嘱她务必要“尽心尽力”，方智怡紧接着话语，语气里满是坚定：“我要是做不完，还有儿子，还有孙子。你就安心。”这句看上去挺简单的话，实际上讲出了一个现实状况——有些事情，的确不是一代人就能够完成的。
蒋孝勇于1996年12月22日，在荣总医院因病情加重离世，享年47岁。就在这一年份里，他才刚刚结束回到溪口的那次行程，并且也才刚刚把两件尚未完成的心事正式交付给妻子，。
自此往后的那些岁月当中，方智怡一方面去抚养两名儿子，以此维系家庭的基本运转；另一方面持续为整理所谓“两蒋档案”、推动移灵相关事宜而四处奔走。她曾经参与过史料整理方面的工作，也曾经在恰当的场合朝着外面说明蒋家在这些问题之上的态度以及考量。
曾经有两件交托之事，早些时候看起来仅是病榻跟前的叮嘱，然而后续却演变成一个家族于历史记忆以及情感归宿这块的长期事务,那些日记里一页挨着一页的墨迹内容，那一处还没有完全确定好的故乡墓地，再加上类似于一句针对询问进行回应的话语，这句关于承接责任的话语是“我做不完,还有儿子承接该责任”，它们默默将蒋家的故事，从政治、权力所构成的表层，牵引回到一个平凡普通家庭的责任以及延续的层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