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4年至1998年期间，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南郊的北宋皇家陵园内，考古人员陆续出土了一座后陵、一座王陵以及一座帝陵。依据这些考古发现所提供的丰富资料，相关部门对帝陵进行了重建工作。尽管在百年间普遍遵循着不轻易扰动帝王陵墓的原则，但北宋皇陵却为何遭遇了连续的挖掘？在挖掘过程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经历？那座显赫的皇家陵寝中又埋藏了哪些珍贵的文物呢？
1981年的秋季，巩义市北宋皇陵的陵区遭遇了连续的暴雨袭击，导致部分帝后陵台，即那些用以保护地宫的封土堆，接连发生坍塌，甚至一些深藏于地下的地宫也显露了出来。
巩义宋陵陵区东西延伸约20公里，南北跨度达15公里，其范围覆盖了西村、芝田、回郭等三个乡镇以及部分市区区域。在北宋时期，共有九位帝王在此安息，其中徽宗和钦宗不幸被金人掳走，而其他七位帝王，以及宋太祖的父亲、被尊为宣祖的赵弘殷，均长眠于此。因此，这些陵墓统称为“七帝八陵”。
此外，历经167年的辉煌，被誉为经济昌盛、文化灿烂的北宋时期，众多后妃、宗室亲王、皇孙以及赵普、高怀德、杨六郎等功臣名将，在离世后亦安葬于此。这使得该陵区的高等级墓葬数量达到了近千座。
国家文物局迅速接到了关于皇陵遭受灾害的报告，在报告中，巩义文物部门趁机建议，是否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对帝陵进行考古发掘。
国家文物局当时同意了对一座帝陵的挖掘，然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鉴于自身缺乏相关经验，提出应先对一座皇后陵进行发掘，以此积累必要的经验。
经过反复调研，考古团队最终向国家文物管理部门提出建议，即先行对一座规模相对较小的后陵进行挖掘，以积累相关经验。这一提议获得了上级部门的认可。
1984年10月，时任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的赵青云出任领队，宋陵考古队经过一番努力，最终将发掘的目标锁定在了元德李后陵。
发掘前的元德李后陵
李后陵位于西村镇滹沱村东北部，它是宋太宗赵光义永熙陵区中三座追加的陪葬陵墓之一。
李后陵封土
那一年，1981年的狂风暴雨，导致李后陵的陵台南部遭受了大规模的崩塌，形成了长达10米的陷坑，最宽处宽度达到了8米。这个坑洞的底部一直延伸至地宫的顶部。
塌陷的坑洞
自北宋覆灭以来，金军入侵后对宋陵进行了盗掘。金军撤退后，伪齐政权建立，该政权下设有淘沙宫，宫中设有专责对宋陵进行盗掘的官职。
元德李后陵尽管经历了诸多不幸，然而考古人员却注意到，在永熙陵的三座祔葬后陵中，它显得尤为独特。与之相比，其余两座后陵不仅体积较小，形状亦不规整，而且相邻底边的长度差距，竟高达一到两米。
经过对资料的深入研究，考古工作者们发现，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李后陵的墓主身份非常特殊。
元德李后陵身为宋真宗的亲生母亲，因其子登基为帝，她被封为皇太后。因此，在她安葬之时，按照皇太后的规格，此处便成为了她的安息之地。
发掘场景
1984年10月15日，李后陵的发掘工作正式启动。考古队伍分为两组，一组深入地下，沿着墓道探寻地宫的入口；另一组则负责清理地表，挖掘陵园中的地面建筑遗迹。
李后陵的挖掘工作起初进展顺利，考古人员大约在距离陵台边缘3米的位置迅速发现了地宫的长方形入口。该入口南北延伸约25米，东西方向则宽达22.5米，由此可见，地宫的建造规模相当宏大。
李后陵规模
墓口的具体位置已经明确，依照宋代的陵墓埋葬规矩，考古工作者在墓口南侧向外延伸34米的地方，成功发现了埋藏于地层之下的墓道入口。
然而，挖掘工作极具挑战，原因在于其深度达15米，且坍塌情况尤为严重，鉴于此，我们实施了加固方案，并持续挖掘了近一年的时间。
李后陵的墓道宽度为3.8米，从南至北逐渐向下倾斜，地宫的入口便位于墓道的最末端。在相当于五层地下室的深度处进行墓葬的清理工作，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员，这也无疑是对他们意志力的一次严峻考验。
在清理墓道填土的漫长工程中，地表作业迅速取得了成效。宫城、神墙、神门、神道、乳台、阙台的具体位置逐一得到了核实。
永熙陵南北长达1300米，东西宽450米，而李后陵仅有250米长、110米宽，其陵园面积尚不及永熙陵的二十分之一。然而，尽管面积悬殊，李后陵的形制与永熙陵相仿，布局亦保持一致。发掘李后陵不仅降低了研究难度，而且同样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宋代的陵寝制度，为探究巩义北宋皇陵乃至绍兴南宋六陵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李后陵与北京故宫、西安明城墙等现存古迹相似，亦呈现对称式建筑风格。其陵台及地宫周围，被四道长达110米的神墙所环绕，形成了一座宫城。陵园的神墙设有四道神门，分别位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其中南神门之外，延伸出一条长达140米、宽38米的神道，这条神道不仅是陵园的中轴线，还自南往北贯穿全园。神道两侧对称地排列着阙台、乳台和望柱各一对，而石像生的排列顺序则是四位控马官、一对石马、两对石虎、两对石羊，以及两名武臣和两名文臣。
庆幸的是，经过千年的沧桑，尽管陵园已经变成了农田，建筑也已消失无踪，但那些石刻依旧在风雨中屹立不倒。
自元代以来，宋代的陵墓已沦为一片荒芜，地面上的建筑基址均已荡然无存，仅余残垣断壁。然而，尽管如此，除了地面上的神道石刻得以保留，其他如阙台、乳台、角阙、门阙、陵台等建筑结构依然留存。
阙台
阙台，亦称“鹊台”，经过考古发掘的证实，此类建筑最初仅用于瞭望、防御等军事功能，自新石器时代起便逐渐演变，最终发展成为了展示威严的礼仪性建筑。
李后陵的阙台地面部分早已不复存在，仅剩地下深处埋藏的土基遗址，然而在阙台北侧大约70米的位置，依然存在两座对称排列的乳台，它们的高度高出地面约两米。
残存地表的夯土
乳台属于阙台之列，据史料所载，这种仅供帝王使用的建筑亦被称为“三出阙”，其名源于其形状与乳房相似。然而，乳台并非仅是俗称，《宋史·礼志二六》中对此有详尽的描述：“大行皇后太后山陵，设有乳台二座，每座高度均为二丈七尺。”
宋尺的尺寸与现代相近，故此，李后陵的乳台高度约在九米上下，其庄重而庄严，显然是一座结构繁复的多层建筑。
在详细了解地面建筑遗迹的保存状况之际，对墓道填土的挖掘工作持续展开。1985年春季，考古人员成功逼近地宫的入口，他们发现这一过程之所以耗时数月，不仅因为土方量巨大，而且从地表向下挖掘至3米深处，他们遭遇了由青石板、河卵石以及碎砖块层层铺设而成的防盗设施。
墓道中由青石片、河卵石或碎砖块铺设的防盗层
自唐朝盛世至南宋时期，采用类似手段来加固墓道的案例屡见不鲜，然而每当墓葬遭受盗掘，盗贼并非通过墓道出入，而是径直以暴力手段摧毁墓顶，使得墓主所设的防盗机制显得毫无实际作用。
地宫的入口宽度为4.3米，高度达到6米，其顶部采用砖砌而成的拱形结构。尽管墓道本身并未显示出被盗扰的痕迹，然而，原本用于封闭入口的封门墙却仅剩靠近地面的一两层，这显然表明有人从内部将其拆除。在封门墙的后方地面上，还可见两扇已经倒塌的石门。
倒塌的石门
墓门之后便是甬道，甬道尽头则是墓室，而宋陵中的墓室，正是我们此次发掘的元德李后陵的墓室，其形状宛如蒙古包。
与汉唐时期那些规模宏大、结构繁复的帝王陵相比，尽管身为皇太后，她的陵墓是在儿子即位之后才动工建造的，然而元德李后的陵墓地宫，其简陋程度依旧不容忽视。穿过封门墙，在灯光的映照下，甬道尽头的圆形墓室便清晰可见。
李后陵的墓室平面呈直径大约8米的圆形，其顶部呈穹窿状凸起，从墓底向上延伸至最高点，高度达到了12.26米。若忽略甬道部分，该陵墓的地宫宛如一枚竖直放置的圆头炮弹。
李后陵地宫对地面建筑风格的模仿不仅限于外观设计，踏入墓室内部，考古工作者观察到，环绕墓室四周，共有11幅壁画分布在立柱之间，尤其是面对墓门位置的北壁，其上装饰着丰富的立体砖雕，格外引人瞩目。
墓壁下方部分装饰着砖雕，模仿了木结构建筑的样式，具体来看，北侧设有墓门，两侧配有窗户，窗旁则安置了桌椅，此外，还包括了灯架、衣架等细致的装饰。
砖雕仿木建筑
砖雕仿木建筑
砖雕仿木建筑
考古队员匆忙中未能详尽审视墓壁砖雕的精致图案，却迅速察觉到三处令人震惊的盗窃迹象。墓室顶部南部区域出现坍塌，恰与陵台陷坑相对，而东部与北部各有一个盗洞存在。在这三处盗洞中，北部的盗洞已被人为填充，表明其应在首次被盗时形成。被盗扰事件之后，似乎有人进行了维护；东部盗洞的入口处积满了淤泥，似乎为自然淤积所致；而南部坍塌的现象，显然是时代较晚的痕迹。
尽管历经多次损毁，然而身临其境，在昏暗的墓穴内部抬头凝视那高达12米的穹顶，考古工作者们依旧感到无比震撼。
墓顶星空图
墓碑顶端绘有星座图案，以蓝灰色涂抹后，其上点缀的白灰点象征着繁星点点，此外，还绘有一条银河，银河横贯于墓顶之上。
历经三次重大盗掘，李后陵的主墓室已被淤泥填满，其上部分还存有众多近代瓷片，这些瓷片很可能是盗墓者用作照明后丢弃的碗盏残片。踏入地宫，清理这些淤泥耗费了考古人员大量时间，他们不仅要清除坍塌的墓砖，还需对每一撮泥土进行细致的筛选，力求发现哪怕极其微小的遗物。
筛土
在此过程中，他们搜集到了众多瓷器碎片，进而根据这些碎片成功恢复了若干件器物。
出土的瓷器多达数十件，其中最为珍贵的一件来自越窑，越窑出土的瓷器数量虽多，但最出色的要数那只体型较大的龙盘；另外一件，我们称之为套盒，它还配有盖子。
越窑被誉为我国古代最知名的青瓷窑，其青瓷作品晶莹剔透，宛如冰块，质地温润，有如美玉，釉面呈现出青绿相间的色彩。其中，一些上乘之作更被称作“秘色瓷”，在国内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越窑的生产历史绵延千年，从东汉时期直至宋朝，尤其在盛唐时期，其地位更是跃居全国首位。到了五代时期，越窑的青瓷甚至成为了皇家贡品，寻常百姓和官员均无权使用。
北宋初期的李后陵时期，正是越窑青瓷技艺达到巅峰之际，而太后陪葬的这几件青瓷更是从众多精品中精选而出，故而即便它们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依然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丰富藏品库房中被归类为珍品。
套盒
残存青瓷
破损青瓷碗
历经磨难，从墓穴的泥沙中侥幸存活下来的这些瓷器，在经过一处处细致的比对、逐一粘合后，终于完成了发掘工作。在修复过程中，出土的数十件瓷器中，不仅有价值连城的越窑佳品，更有众多被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所产之瓷器。
定窑瓷器
与其他知名窑场生产的瓷器相较，定窑所产的白瓷因存世量最为庞大，历来被视为主要面向民间市场。然而，李后陵遗址出土的这些白瓷，却对学术界过往的认知造成了冲击。
带“官”款
在白瓷制品的底部周边，我们发现了印有“官”字的花纹，同时还有十余处带有“官”字的文字，这充分表明该物品的级别无疑是属于皇家。
越窑瓷器
这些白瓷上均刻有“官”字底部，这正是所谓官窑特征的直接展现，这一发现不仅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定窑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意外地破解了陶瓷历史中的一桩悬案。
今日，官窑瓷器的珍贵程度已为众人所共知，官窑这一名称，尽管广泛指的是历代由官方烧制的瓷器，然而在往昔，人们普遍认同，最早官窑的诞生可追溯至北宋徽宗末年，然而其窑址却始终未能找到。故而，直至南宋高宗时期之后，才真正有了官方意义上的官窑存在。
李后陵的考古发现揭示了官窑的历史渊源，至少在北宋初期，官窑就已经存在。人们普遍认知的定窑，其用途远不止于烧制民用瓷器，实际上，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官窑和御窑。
在考古队员对淤泥进行筛选、对瓷片进行搜寻的同时，他们还不断发掘出一些光泽照人、表面光滑细腻的长形玉片。
玉片
格外令人振奋的是，在这些形态各异的玉片之上，竟然还留存着许多昔日用金粉精心书写的文字。在持续清除泥土的同时，解读这些逐渐显现的文字内容，考古人员迅速察觉到这些玉片实为古代君王祭拜天地时所用的祭文——玉册。
李后陵玉册上的文字内容，是以宋真宗语气哀告天地、缅怀慈母。
1985年8月20日，北宋时期巩义皇陵的首次挖掘工作宣告落幕。尽管这次挖掘的是位于祔葬帝陵一侧的一座规模相对较小的后陵，但无论如何，这标志着人们首次运用科学手段对宋代皇陵进行发掘。而且，即便如此，它也成为了迄今为止发掘的宋墓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座。
李后陵的结构繁复，年代记载精确，堪称为宋墓的发掘工作确立了一个衡量标准。与此同时，对李后陵的挖掘工作也揭示了北宋皇陵曾遭受过多次盗掘的痕迹，而其他帝陵目前尚无发掘的迫切需求，因此，巩义的北宋皇陵再次陷入了宁静。
1994年，随着对整个陵区的全面调查告一段落，考古队推出了一部名为《北宋皇陵》的学术著作。尽管书中并未对任何陵墓进行实际的挖掘工作，但研究者们凭借钻探所获得的资料以及丰富的文献记载，成功勾勒出了帝后陵寝地宫的大致轮廓。
北宋时期的皇陵地宫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其中初期阶段涵盖了已发掘的元德李后陵，即宋太祖和宋太宗的陵墓，这前三座帝陵均采用的是砖砌结构，均为单室墓型。
尽管其规模有所扩大，然而与元德李后陵相似，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地宫依旧仅是一座由砖块砌成的单室。北宋帝陵的第二个阶段涵盖了宋真宗的永定陵和宋仁宗的永昭陵两座帝陵，在咸平之治时期，国家经济繁荣昌盛之后，这两位皇帝只是将原本的砖砌墓室换成了石质结构。第三个阶段涵盖了宋英宗的永厚陵、宋神宗的永裕陵以及宋哲宗的永泰陵，这三座帝王的陵墓结构应为双层式设计。
众所周知，徽宗、钦宗两位皇帝因国破家亡而被迫北迁，他们在巩义仅留下了后人所建之衣冠冢，这些墓穴并未被纳入七帝八陵的范畴之中。
1995年的春天，巩义市政府，对于如何保护和有效运用宋陵这一问题进行了深思熟虑，并已筹集了一部分资金。随后，市政府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修复北宋帝陵的申请。经过一番周密考虑，同年夏季，国家文物局正式敲定了宋陵未来工作的具体计划。
国家文物局当时批准了对宋仁宗永昭陵进行复原，如此一来，观众便有机会一睹宋陵昔日的风貌；当然，复原工程需要进行地下考古挖掘。
鉴于以保护为首要，抢救为先导的文物保护政策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家明令禁止对帝王陵墓进行挖掘的规定，考古团队决定本次挖掘活动将不触及帝陵地宫，仅限于对地面建筑进行考古挖掘。
永昭陵的基址挖掘过程并未引起太多波澜，尽管从占地面积上观察，永昭陵的规模相较于元德李后陵扩大了约26倍，但其基本布局并未发生显著改变。考古工作者依照图纸指引，迅速在指定区域找到了那些历经岁月洗礼而变得光滑或依然保留有夯土堆积的建筑遗迹。然而，在这25万平方米庞大的陵园内，要针对众多目标进行挖掘，所需移除的土方量极为庞大。自1995年5月起直至1998年6月，该考古队历经四个年份，对宋仁宗永昭陵之宫殿区域进行了彻底的挖掘工作。
在20世纪90年代，考古专家们将永昭陵选为挖掘对象，主要原因是该帝陵位于宋陵的最北部，且已深入巩义市区。按照巩义市政府的规划，修复此陵墓将有助于市民更便捷地近距离体验北宋帝王的陵墓所散发出的庄严与肃穆。
1998年6月，永昭陵上宫建筑遗存的挖掘工作圆满落幕，经过连续四年的辛勤努力，考古专家们终于对北宋帝陵有了深入的了解。
通过深入研究宋陵，我们能够对汉陵和唐陵有所了解。宋陵承袭了汉唐陵墓的部分特点，同时又展现出其独树一帜的风貌。
北宋的帝陵与汉唐时期的帝陵在朝向上一致，均面向南方，背靠北方，然而步入汉唐帝陵时，地势逐渐升高，令人心生敬畏。然而在巩义，情况却截然相反。如此违背常规，打破传统布局的设计，其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它是完全按照堪舆学说建造的
古人对风水学说一直抱有崇敬之心，这一传统在汉唐时代同样盛行，然而，宋代的皇陵风水布局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究其原因，在于北宋皇室采纳了一套全新的风水理论，即《五音姓利》这一学说。
该理论将人类的姓氏划分为五个音阶，即宫、商、角、徵、羽，并且这些音阶与阴阳五行的元素——土、金、木、火、水相吻合。
四方之位、五行之理、阴阳之变、姓氏之宜、五音之利与山水之忌，北宋时期唯一官方编纂的阴阳术著作《地理新书》对此详尽记录。依据此理论，再结合巩义独特的地形特点，最终塑造出一种独树一帜的帝王陵墓风水布局。
1127年，北宋王朝，那个曾书写经济辉煌的政权，在繁华盛世中突然崩塌。如今，那些昔日的帝陵依旧庄重而庄严，然而，与往昔不同的是，每一位游客都能踏入其中，感受那依旧跳动的历史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