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南宋时期的陵墓，身为浙江人，你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或许是宋高宗、宋孝宗等帝王的安息之地。那座南宋皇家园林，坐落于绍兴市宝山之麓，正是赫赫有名的宋六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自临安陷落后，这座皇家陵园便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如今，若你前往游览，所见仅剩一片茶园与地面上的遗迹，昔日辉煌已荡然无存。
当然，今天要说的主角不是宋六陵，但和它有关。
位于宋六陵附近仅6公里之遥的平水镇，在去年，随着一项建设项目的启动，浙江省文物局指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携手柯桥区文化发展中心考古处，对规划区域进行了深入的考古调查。调查过程中，他们在兰若寺水库的北岸以及皇坟山的南坡，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南宋时期的墓地——兰若寺墓地。该墓地由风水格局、墓园以及坟寺等要素构成，始建于南宋晚期，其使用年代可追溯至元代初期。截至目前，这处墓地是我国已知的南宋时期中规模最为宏大、结构最为完整的顶级墓地。
请关注这些核心词汇：最为显著，最为全面，品质上乘——不含“之一”字样。在刚刚过去的月份里，该成果荣获了2017年度浙江地区重要的考古发现奖项，同时亦入选了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名单，目前其初选结果即将揭晓。
本周，田野考古工作圆满落幕，浙江新闻客户端的记者亲临现场进行了独家报道，一探究竟，南宋古墓中的“最”究竟呈现何种风貌。观察过程中，实则犹如破案一般，诸多谜团接连浮现，渐露端倪。
（一）
若要被誉为“最大”与“最全”，必然需有对比的基准。或许你会提出，宋六陵安葬了众多南宋的帝王以及众多后妃，难道还有哪个陵墓能超越它的规模吗？
不妥，从皇室视角来看，实则只能算是狭小，并且异常拥挤。在浙江地区专门从事宋元时期考古和研究的专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郑嘉励，曾经撰写过一篇名为《宋六陵》的文章。文章中提到，当宋宁宗准备安葬时，宝山下的空地已经变得十分狭隘，几乎“无处可寻”，无奈之下，只得对邻近的泰宁寺进行强制拆迁，并征用了寺庙的基地。
《康熙会稽县志》所绘宋六陵图。
而在兰若寺墓地被发现之前，“最大”榜单前三名，来头都很大。
湖州的风车口南宋时期墓葬，据考据，其墓主可能是宋孝宗的父亲赵子偁所建的“秀园”。又如宁波的东钱湖以及余姚的史氏家族墓地，史浩、史弥远、史嵩之这三位家族成员，合称“一门三丞相”，他们曾权势显赫，影响深远。史弥远在宋宁宗和宋理宗时期担任权相，他的父亲史浩在宋孝宗时期亦曾担任此职，而他的侄子史嵩之则在宋理宗时期执掌大权。这三位皆属南宋时期地位显赫的权相，因此他们的墓地均依照一品礼制进行建造。
郑嘉励指出，根据考古发掘的情况，这些墓穴仅从墓地结构来看，其规模竟然不足兰若寺墓地规模的四分之一。而兰若寺墓地的墓园，据目前所揭露的面积数据，占地面积已达到至少12000平方米。
我们正身处墓园的正中央，位于北偏西方向37度，阳光正好洒落，显得格外明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馆员，同时也是墓地考古领队的罗汝鹏先生，与记者一同站在人工堆砌的台基之上。尽管天空略显阴沉，但眼前景象的宽敞明亮却让人心情愉悦。我唯有用“风水宝地”、“气势磅礴”等俗语来描绘这片景色。若从风水学的专业视角来看，此处被誉为“怀抱着宝地”。
眼前横亘着两座连绵的山峦，青龙山隐匿于层层叠叠的日铸岭之间，山间小溪潺潺流过，前方是依山而建，后方则有座靠山相伴，我们仿佛置身于山的怀抱之中，倍感安心。
这种山水格局颇具讲究，堪称南宋墓地风水布局的典范，其专业术语被称为“形势派”风水，在江南地区广为流传。若聆听郑嘉励的阐释，便能洞悉其间的奥秘——
古人以为，适宜安葬之地当是生气盎然之所，地面上生气涌动，往往在某处汇聚。此生气，若遇风吹则消散，若遇水流则停滞。形势派风水极为讲究，认为居住之地需有依靠，左侧需有青龙守护，右侧则需白虎镇守，更理想的是对面还需有案山相衬。
因此，我们的墓地设于此处，宛如置身于一张舒适的太师椅之中，背后有依靠，左右两侧环绕，前方更有相衬的山峦。若再有一条河流流经前方，那就更为完美。这种背靠风向、面向阳光、面临水流、藏风聚气的地方，便是一个典型的“怀抱之地”。
（二）
兰若寺墓地的风水观念，完全符合。
可以这样表述：一个典型的南宋时期的江南墓地，其建造方式，兰若寺的墓地堪称教科书中的典范，足以作为高标准的教学参考。
记者观察到，该墓地沿中轴线排列，由大约九级台地依次构成，自前向后逐级升高，而墓主人的安息之地位于中轴线的最尾端。
除此之外，边上还有配套设施。
罗汝鹏指向小溪对岸，约150米开外，位于墓园东侧，1956年所建的兰若寺水库前方，一处凹地，“那里正是兰若寺的寺庙遗址，如今已被水淹没。到了八月，水位下降，（遗址）便显露出来，从表面来看，它由三进院落组成，每进院落都由石磡环绕。它与墓园相呼应，很可能曾是墓地赐予的寺庙。”一到那里，民众便称那地方为寺庙，提及案山之背还藏有尼姑庵。我曾探访过，如今却难以寻觅，然而仍可目睹那石臼般的门轴。寺庙与尼姑庵相隔不远，估计仅有200米之遥。
中轴线。
什么意思？
此处乃功德坟寺，昔日嘉定十四年（1221年），朝廷颁布圣旨，将智国寺更名为岳坟，并赋予“褒忠衍福禅寺”的称号。此寺先于墓地而建，朝廷特赐匾额，既用以守护坟墓，亦为墓主人施以功德。此乃等级之象征，亦形成了一个结构完整的南宋墓园。
当然，这些并非决定性因素。在南宋时期，墓地建设多依赖于墓主家族的财力，故而工艺的精良与规模的宏大未必与墓主身份完全对应。正如郑嘉励所言，这套制度并不区分贫富，只要有足够的财富，便可以拥有这些物品。
我们开始从墓园下面往上走。
园中划分为上下两个区域，最底层的第一级平台被称为“下园区”，其面积大约在6000平方米以上，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罗汝鹏表示，这一区域很可能与南宋皇帝陵墓独立建造的、用于日常祭祀和守陵人员居住的“下宫”在功能上存在相似之处，是一个专门的院落建筑区。
“上园区”位于第二至第四级台地，这部分区域专设用于举行祭祀活动，是高级别的建筑区域，同时也是主墓群的主要分布地。其核心区域集中在第二至第三级台地，这些台地沿中轴线对称分布，考古工作者在此地发现了包括多级石阶、石墙、殿门、厢房、大殿以及庭院在内的众多历史遗迹。
你目前所立之地，正是宏伟的大殿，其结构宽敞，面宽七间，纵深三间。
当然，我眼前一片空旷，罗汝鹏指向地面，“我们当初发现这个通道时，便觉得颇为异样。四周分布着几个由石头、瓦片和土层堆砌而成的磉墩。经过仔细剖析，我们发现其下隐藏着一座深达七间的建筑。一排共有八个磉墩，每个磉墩对应一根柱子，由此推断，至少有七个房间。”周必大在《思陵录》中有所记载，宋高宗的献殿虽为殿堂之列，却仅有三间开间。因此，这成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南宋时期规模最为宏大的独立墓园建筑。
我们终于抵达了墓园的最高处，那便是众人所热衷的“核心区域”——主墓区，尽管整个区域已被塑料保护膜覆盖，但我仍旧迅速捕捉到了须弥座的身影。
我们站立之处，两侧地势较高，中央则形成一处低洼的凹地。工匠们精心打造了一座高达3米的平台，以此为基础搭建拜台和主墓。罗汝鹏补充道，尽管主墓没有圆形的封土，而是采用方砖或石块铺成的斜坡面作为顶部，但主墓区的布局与南宋时期高级贵族的墓葬特点基本相符。它主要由须弥座、环绕的步道、阙楼、主墓室、隔墙以及石制挡墙等部分构成。
主墓四周的阙楼位于其四个角落，其中凸起的两个角落依然清晰可见。“在这四角的阙楼中，有两个保存得相当完好，而另外两个虽然破坏严重，但轮廓依旧明显。仅在此处，我们就找到了超过一百箱的陶制建筑部件。”
为何说这个墓是高规格的，阙楼的出现，最具决定性。
郑嘉励指出，封土的四个角落能清晰地彰显身份地位。依据北宋时期《天圣令》的记载——这部由宋朝修订的法令集，集中反映了北宋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生活，其中第二十九卷《丧葬令》对研究宋代丧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书中提到：“各类墓园的门口以及四角，三品官员以上需建造阙门，五品官员以上则设立土堆作为标志，其余情况则仅以封土作为标记。””意思就是说，三品以上官员，墓地的四角才能筑阙。
兰若寺墓的四周建有高大的阙楼，墓主人的身份明显属于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再结合墓室和墓园的规模，它们都明显超越了宁波东钱湖、余姚史氏家族墓，以及包括秀园在内的南宋时期那些权势显赫的重臣墓园。因此，这一切都表明了它所代表的规格在当时是最高级别的。
主墓范围建筑遗迹。
兰若寺墓地的“风水”。
兰若寺墓地风水，居于山水中的“怀抱之地”。
拜台与主墓。
（三）
最高规格？一个时代最高规模的墓葬，当然是帝陵。
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住在隔壁的宋六陵。这位兰若寺的墓园主人，他与宋六陵中的那位帝王，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呢？
我先前竭尽全力将兰若寺的墓地与史书中所描述的皇家陵园进行比对，期望发现二者间的相似之处，然而最终却未能如愿。”罗汝鹏如此陈述。
实际上，宋六陵并不适宜作为参考的范例，郑嘉励如此表示，原因在于它的独特性过于突出。
众人常疑惑，为何南宋的帝王陵墓不在杭州，却选址绍兴？原来，宋六陵仅是“攒宫”，南宋帝王起初便将此地视为暂时的安身之地，日后仍计划迁回北方，终将归葬于河南巩县的祖坟。因此，此山亦被称作“攒宫山”，恰如临安一度被视作暂时的国都。
因此，在那处所建造的并不完全符合皇陵的标准，没有设立封土，因为将来仍需将其重新安葬，仅在上部搭建了一个名为“龟头屋”的简易建筑，其厚度极浅，一旦挖掘即可将棺木移走，而且，此处也未设置石像生，其规模与河南巩县的帝陵相比，差距明显。
而宋六陵还有一个特殊性，更重要。
宋朝先祖离世后，其安葬方式遵循了北宋皇陵的规制，位于河南巩县的北宋皇陵严格依照“五音姓利”的风水学说进行建造（将人的姓氏划分为宫、商、角、徵、羽五音，并与阴阳五行中的土、金、木、火、水相匹配，在地理上寻找与姓氏相契合的最佳葬地及吉时），非以山为陵，而是堆积土壤形成陵墓，这些皇陵均建在平坦的地面上。墓室位置较为低矮，而墓道区域却相对较高，行走时人们需从高处向低处前进。郑嘉励这样解释道。
这与我们所见的，例如中山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南方，人们通常将墓地安放在中轴线的最高点，位于末端，人们参观时，从前往后走，地势逐渐升高，以此营造出一种气势磅礴的氛围。
郑嘉励提到，然而观察宋六陵的情况，其南北两侧均环抱山脉，却选择将陵墓全部安葬于平原的谷地之中，即现今的茶园区域。这种做法实则并不妥当，尤其是考虑到南方地区地下水渗漏现象较为普遍。
尽管宋室南渡后抵达了这片与中原在自然环境、人文及丧葬习俗截然不同的江南地域，他们仍旧将中原的祖制带至此地。郑嘉励指出，唯一将中原祖制“刻舟求剑”般移植过来的是宋六陵，其性质极为独特——从制度层面来看，它是一个未完成的攒宫，却又不遵循南方的传统做法。
然而，兰若寺的墓地却呈现截然不同的格局，无论是选址的风水考量，抑或是墓园的设计布局，都完全体现了江南的特色，因此可以断定，墓主人的出身背景必定与江南地区密切相关。
好不容易推断到这里，主人会是谁？
绍兴之地坐落着该墓葬，其规格之高，乃一时之最，且其建造手法纯然体现江南特色。若墓主人为绍兴人士，考虑到南宋末年，即1200年至1279年期间，具备此等身份者，在浙东地区不超过十位，而在绍兴，则仅有寥寥数人。据此推断，宋理宗的父亲赵希垆成为最有可能的墓主人。
赵希垆育有两位子嗣，长子即宋理宗，次子名为赵与芮，赵与芮的儿子则是继理宗之后的宋度宗。宋理宗在登基为帝后，其父已故，自当对先父之墓进行修缮，按照最高等级的墓葬标准来处理。郑嘉励如此评论道。
目前考古人员尚未找到完整的墓志铭，仅观察到数块墓志铭的碎片，资料有限。罗汝鹏表示：“我们必须将墓中的全部泥土运回，尝试能否从中‘挖掘’出更多碎片。”
墓地发现的建筑构件。
建筑构件。
建筑构件。
带有商标类戳印文字的贴塑条砖。
（四）
然而，在破案的过程中，罗汝鹏与郑嘉励再度察觉到了一处极其异常的情况。
按照常理推断，赵希垆于理宗皇帝在位期间离世，理应被追赠为“荣王”，其安葬亦当遵循最高礼仪。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宋史》中并未提及赵希垆的丧葬事宜。在绍兴地区，鉴于理宗继承帝位，赵氏宗族无疑是当时最受尊敬的一支。然而，无论是在上海图书馆还是在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御牒中，均未发现有关该宗族的资料。
郑嘉励曾于黄岩地区发现赵伯澐的墓葬，而赵伯澐乃宋太祖赵匡胤的第七世孙。显而易见，此宗室的地位与绍兴那支宗室相较，相形见绌。然而，关于他们的史料，无论是在温岭地区，还是在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南宋御牒中，均有详实记载。
这就很离奇了。
如此明确指向的高规格墓葬，在当地石碑刻文和地方志中均无记载，这在文献丰富的绍兴地区显得格外异常。绍兴的文献中通常会记载诸多琐事，然而对于兰若寺的这座高规格、身份显赫的宗室墓葬，却始终没有相关的信息。据我们推测，在宋元交替之际，该家族成员及其事迹可能因统治者所忌讳，导致在史书的记载中，相关信息被有意无意地隐去。郑嘉励如是说。
边上还有配套设施。
保护起来的须弥座。
我们再从考古证据中找找线索。
主墓室由两个东西向并列的长方形墓室构成，采用砖石混合的结构砌筑墙体，并以巨大的石板覆盖顶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墓室遭受了严重的盗窃，仅找到了一些零星的遗物，如铜镜、铁券以及墓志铭的碎片。
罗汝鹏指出，该墓葬共发现10个盗掘通道，这些通道可划分为三个不同时期。从破坏的严重程度来看，该墓葬曾遭受过多次人为破坏，已远超盗墓行为。进一步通过解剖分析，发现墓园在宋元时期可能经历了多次被盗和修复，这一发现与历史记载中的“妖髡毁墓”事件相吻合。
这就是我们开头说到的宋六陵曾遭到的毁墓事件。
在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僧侣杨髡，亦称杨琏真迦，受命担任元朝江南佛教的最高领导者，负责佛教事务管理。他主导了南宋帝陵的盗掘行为，这一事件在周密的《癸辛杂识》和陶宗仪的《辍耕录》中均有详尽的记录。
在发掘的文物中，仅有极少数可追溯至元代，而高达99%的物品则属于南宋晚期。墓园内的众多遗物得以完好保存，原因在于该墓在最后一次遭受破坏后，此处便鲜有扰动，我们称之为原生堆积。因此，该墓在宋末元初时期应当已经完全被掩埋，不复存在。罗汝鹏如是说。
在“妖髡发陵”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下，兰若寺墓地的考古成果显现出非凡的历史意义。罗汝鹏表示，这或许是我们现在以及将来，能够亲眼目睹的、除了南宋帝后陵墓之外，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南宋墓地。
墓园内发掘出了众多仿木构陶制建筑部件，诸如飞天等，其特征与宋六陵遗址所采集的遗物相吻合，显然是依照南宋官方建筑风格精心缩制而成，这一发现为今后建筑复原图案的深入研究带来了宝贵的历史契机。
罗汝鹏表示，地下考古的开展或许能让我们寻回几座南宋时期、现今极为罕见的地面建筑。兰若寺墓地建筑遗存的发现，对于深入探究《营造法式》的理论，以及探索南宋建筑的历史，提供了丰富且具体的实物证据。
此外，在第三级台地的填充土层中，发掘出众多建筑用陶制模具，还有印有商标戳记的装饰性砖块，而墓园西侧的陶窑遗址的发现，这些发现共同为重建南宋时期高级别墓园，乃至皇家墓园的建造方式和相关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兰若寺墓地的探究工作仍在稳步推进，其中诸多谜题尚待揭晓，同时，该墓地的保护工作也将按照原址进行。本媒体记者将持续保持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