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与金达成和平协议后，绍兴十二年，韦后、徽宗、郑后的灵柩得以返回（安置于现今的宋六陵），南宋时期《迎銮图》局部便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历史时刻，该画作作者不详，目前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资料图/图）
若沿途未见到那块标识“国家保护单位”的标牌，过往的行人往往难以察觉，他们正踏足于一片庞大的历史遗址之上。
让我们前往观赏那些马尾松吧，李晖达用手指向那远处若隐若现的几株松树。它们的树干修长，松针柔软，然而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下观察，那些坚韧的松针却给人一种毛茸茸的触感。自一百多年前起，人们便将这些松树当作地标，用以识别安息于此地的七位皇帝及其皇后的陵墓。李晖达在宋六陵的考古工作中度过了十年的时光，担任着考古队的队长一职，他对这里的松树尤为熟悉，这些松树是清末民国时期人们重新整修陵园时留下的见证。
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随宋高宗南迁的哲宗遗孀孟太后（亦即高宗的伯母）在越州（今绍兴）离世，遂于会稽山余脉附近择地安葬。在遗诰中，孟太后表示，待战事平息后，再迁回祖坟。现时不必拘泥于传统礼制，暂且简葬，日后迁移亦更便捷。孟太后身为当时逃亡皇室中辈分最高的成员，她的决定开启了南宋六陵的营建先河。
尽管路旁的“国保”标志上标注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宋六陵”，然而实际上这里安葬了宋朝的七位帝王。在绍兴十一年末，也就是1142年初，宋金双方达成了“绍兴和议”，南北以淮河为界进行治理。宋高宗以北方河山的利益为代价，迎回了已故的宋徽宗的灵柩以及尚在世的生母韦太后。徽宗的永祐陵因此成为了“宋六陵”中唯一一座北宋皇帝的陵墓。在这片仅有2.25平方公里的狭小山谷中，历经一百三十余载，相继建成了六位南宋皇帝和六位皇后的陵寝，逐渐构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皇家陵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习惯性地将这一陵园称为“宋六陵”。
历代帝王之陵墓，或多或少的遭受了破坏，然而像宋六陵那样遭到彻底损毁的，却并不常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副所长郑嘉励不禁感慨。自从宋朝灭亡之后，元代僧人杨琏真迦的盗掘与毁弃行为，以及20世纪中期以来的破坏，使得宋六陵的地面建筑已不复存在，地下浅层的遗存亦所剩无几。时至今日，考古学家们仍未完全查明这14座陵墓的具体布局。
戏剧化的建造历程与惨烈的毁灭景象，使得宋六陵笼罩在历史深沉的悲凉之中。自明清时期起，踏入这片山谷的寻古者，无不为之动容，泪洒衣襟。明代遗民黄宗羲对它的遭遇感同身受，在《宋六陵》一诗中抒发感慨：“亡国之痛何代无，此恨绵绵无绝期。青天白日渐淡漠，幽谷之中悲风起。”
2012年，李晖达与郑嘉励共同组建的考古队伍抵达宋六陵，有序且系统的发掘工作由此正式拉开序幕。在陵区进行勘探期间，他们发现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仅剩遍地散落的残砖碎瓦，这曾一度让他们对宋六陵的考古前景深感忧虑。
2013年，转机降临。那时，考古队在勘探区东北部发现了一座长方形墓室。这标志着考古工作者首次在陵区地下找到了皇陵石藏的痕迹。这一发现极大地提振了李晖达团队的士气，使他们坚信，尽管大部分遗迹深埋地下，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得以保存。于是，考古队员们决定留下继续挖掘……
2022年标志着考古队对宋六陵进行考古研究的第十个年头，7月15日，他们在杭州西湖博物馆的官窑馆区成功举办了“国音承祚——宋六陵考古成果展”。李晖达对南方周末的记者表示：“这可以看作是十年的一个总结。”过去，他们对于南宋攒宫的认知，“基本上认为是一些临时搭建的建筑。然而，经过这几年的勘探与挖掘，我们在该区域内发现了众多建筑基址的遗迹。有一些新的发现弥补了考古领域的空白，极大地改写了人们对宋六陵的认知，李晖达认为他有责任向公众披露，过去十年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以及这些成果背后的深刻含义。
夕阳映照下，考古现场正在进行的二号陵挖掘工作。李晖达推测，此处很可能是一处帝陵的附属建筑——下宫遗址。考古队计划在接下来的数年内，寻找到二号陵的主宫殿——上宫。 （受访者提供图片/图片）
湮灭
南宋六陵遗址坐落于绍兴城东部一处幽静的小山谷中。若从绍兴市区驾车向东南方向行进，便能远远地瞥见会稽山余脉的翠绿景色。山脚附近，一个村庄沿着山势而建，名叫攒宫村。村口之外，一条由南至北流淌的小河，称作攒宫河。沿着河流往南行进，地势逐渐上升，便能发现两座山峰之间的一道狭窄通道。穿过此隘口，视野豁然开朗，一片宽广平坦如掌的谷地被南北两侧的山峦所环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天地。在这山谷中，茶树遍布，层层叠叠、排列整齐的茶园之下，便是早已消失无踪的宋六陵。
平陶公路自西向东蜿蜒穿越山谷，将这片谷地一分为二，南北两侧形成了两个陵区。李晖达的考古队伍的总部设在了北陵区的浙东考古基地。若从基地出发，向西步行约百余米，便能瞧见几排陈旧的平房。这些平房显得荒凉而寂静，无人问津。李晖达饲养的那只陪伴他五六年的黄狗小米，似乎对这里了如指掌，它领着路，一不留神便消失在荒草丛中。
这几排荒废的平房，其地基显得格外独特。自1950年代初，北陵区被划为劳改农场，起初名为“地方国营攒宫养鸡场”，随后又相继建立了白灰厂、水泥厂、茶厂等，而厂房与宿舍所用的一部分建筑材料，正是源自宋陵的石材。每一座皇陵都拥有宽敞的石结构墓室，地面建筑的地基亦采用规整的石条和石块，这些均成为构筑农场地基的优质材料。在1951年至1964年这十三年间，劳改农场持续存在，期间有一项规定：“凡是在建筑区域附近有皇陵的地方，都会被彻底挖掘一空。”如今已退休的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研究员葛国庆，在2006年对曾居住在劳改农场的老人进行了采访。他们回忆说，曾经郁郁葱葱的陵松，也随着那个时期的开垦活动，逐渐枯萎死亡。
在荒芜的烟尘和蔓延的杂草中，地表散落的碑刻碎片历经岁月，逐渐被人们搜集起来。就在2006年，一块名为“理宗顶骨碑”的碑石在邻近的平房区域被发现。“理宗顶骨碑”，亦即《大明敕葬宋理宗顶骨之碑》。自元代统一江南之后，番僧杨琏真迦便担任了江南释教的都总统。至元十五年（1278年）的八月，杨琏真迦及其同伙首先对北陵区的宁宗、理宗、度宗等皇陵进行盗掘，破开棺木，掠走宝物，甚至将宋理宗的遗体挖出，为了获取其体内的水银，竟将遗体倒挂于树上三天，并残忍地割取头盖骨作为酒具。同年十一月，这伙盗贼再次光顾南陵区，对徽宗、高宗、孝宗、光宗以及孟皇后的陵墓进行挖掘，同样毁坏了遗骸，盗走了墓中的珍贵物品。碑文所载，正是那段悲壮的历史。历经这场浩劫，宋六陵已面目全非，至明代，已难以辨别各陵的具体位置。
碑石所承载的过往，与碑文所记录的历史同样令人感慨万千。1965年，劳改农场迁移后，这片陵区转变成绍兴师专的校园，而昔日的劳改农场宿舍则变成了师生们的居所。“文革”时期，师专的学子们在校园内掀起了“破四旧”的风潮，早已伤痕累累的陵区再次遭受重创，仅存于地表的明代碑刻也未能幸免于难。“理宗顶骨碑”在出土时已断裂为八片，观察其断裂痕迹，可以推断“这应是人为所致的敲击”。郑嘉励据此推测，这块顶骨碑很可能是在那个时期遭到破坏并被丢弃的。
地上的痕迹逐渐消失，而纸上的史料资料亦藏于历史深处。在《宋会要辑稿》与《中兴礼书》这两部宋代典籍中，对宋宁宗永茂陵之前攒宫的建造与排列顺序有着详尽的描述，依据这些记载，我们能够推论并大致恢复各陵的排列顺序与平面结构。然而，由于这两部书籍被收录于《永乐大典》之中，它们被藏于秘府深处，使得明清时期的学者无缘一睹其真容。《永乐大典》的失落使得这两部著作仅凭清代学者的搜集整理得以勉强保留，直至现代影印技术的广泛应用，学者们方得以充分利用其中关于宋陵的详实记录。
宋六陵于1961年被确认为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晋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方才被纳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列。它作为皇陵，本应早早地就被纳入“国保”名录。然而，鉴于宋六陵的特殊历史背景，到了1930年代，这里已经沦为一片废墟。1949年之后，人们认为该地可能已被彻底毁坏，因此对文物的定级和定性工作进展缓慢，这也导致了后续出现诸多误解。”李晖达说。
在2012年正式勘探行动开展之前，2008至2009年间，学术界曾进行过一次地表的学术性考察。在此之前，学者们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对各个皇陵的大致相对位置和分布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对于它们的确切位置，仍是一知半解。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地表调查来明确皇陵的具体位置。遗憾的是，地表上的遗迹所剩无几，加之陵区被茶园所覆盖，仅凭地表调查已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营建
北陵区的考古遗址地处高地，若站在基地入口处朝南望去，便能模糊辨认出那片被群山环绕的谷地以及几株稀疏的马尾松。南陵区域宽广且地势平坦，肉眼难以察觉其起伏变化，然而若骑自行车从北向南行进，却会让人感受到些许爬坡的吃力，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巩义北宋皇陵的地形——南部地势较高，北部较低，这种南高北低的布局是宋代皇陵普遍的风水选择。
北陵区的地形与南陵区迥异，并非南高北低，而是紧邻北部的山脚，呈现出北高南低的格局。李晖达携小米漫步于陵区之中，南北两区地势的差异一目了然，形成了双向坡地的走势——这恰恰是解开宋六陵考古之谜的“关键线索”。
绍兴师专遗址的北陵区安葬了南宋后期的一些帝王，而宋徽宗及其南宋前中期的几位帝王则长眠于南陵区。具体而言，哲宗的孟皇后陵、徽宗的永祐陵（包括郑、韦两位皇后陵）、高宗的永思陵（包括邢、吴两位皇后陵）、孝宗的永阜陵（包括谢皇后陵）以及光宗的永崇陵均位于南陵区；而南宋后期的宁宗永茂陵（包括杨皇后陵）、理宗的永穆陵以及度宗的永绍陵则安放于北陵区。
1994年，在陵区发现了一批残破的石碑，其中一块石碑上镌刻着“皇帝永茂陵”的字样，据此可知该碑立于明代之后。李晖达指着碑石的照片解释道，南宋时期的人们在提及帝陵时，不会直接称之为“陵”，而是会在“陵”字前加上“攒宫”二字。这里的“攒”指的是暂时安放灵柩，与“殡”具有相同的意义。而在现代，人们在举行“出殡”仪式之前，通常会将灵柩暂时安置在家中，这种做法便是古代“攒殡”礼仪的延续。南宋帝王未能将遗体安葬于北方的巩义皇陵，只得暂时安置于会稽山麓，因此他们的陵墓被称作“攒宫”。
孟后离世之际所留下的遗训，显现出当时战局尚处于模糊状态，皇室与士大夫阶层心中依旧抱有期待。直至绍兴十二年（1142年）签订“绍兴和议”，“王师北定中原日”的愿景变得愈发遥远，尽管如此，南宋的帝后们依旧恪守孟后临终时的政治立场，于是陵墓的样式便被定格为“攒宫”，而她们的灵柩也永久性地被安置在了越州这片山谷的临时停放处。
作为攒宫，其规模与构造显然不及巩义皇陵。南宋六陵的面积仅有2.25平方公里，仅为北宋皇陵区的七分之一；陵前并无石像生和石兽；皇堂之上不建陵台，棺木则被安置在名为“石藏子”的石制椁室中，该石藏子埋藏深度约九尺，与北宋的深埋方式截然不同。“这样做是为了将来能够方便地重新挖掘并迁葬至中原，”李晖达解释道，“没有陵台，那该如何是好呢？”于是决定建造住所。南宋时期，人们为石藏子的墓穴特别设计了一种名为“龟头屋”的居所，用以抵挡风雨侵袭。从龟头屋的地面至墓穴底部，其深度大约仅为一点一米左右。
尽管空间狭小，南宋陵墓依旧顽强地沿袭着北宋的祖制。在北宋官方编纂的地理学著作《地理新书》里，将姓氏划分为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调，并将这五种音调与五行（即土、金、木、火、水）相结合，以此来预测与姓氏相对应的住宅（阳宅）和墓地（阴宅）的方位是否吉利，这种做法便被称为“五音姓利”的堪舆术。依据五音的分类标准，“国音”赵姓归属于角音范畴，角音与木元素相联系，而木元素象征着东方，东方之地充满阳气，因此东南方位被视为尊贵之地，皇陵所选之地必须具备东南部地势较高、西北部地势较低的特点。
东南方位被视为尊贵之地，因此祔葬的皇后陵通常被安置在帝陵的西北偏北方向，而新葬的帝陵则多位于先帝陵的正西偏北位置。若设想一块无限广阔的土地，历代帝王的陵墓排列将呈现东南至西北的走向。然而，在孟太后下葬之际，她在越州寻得一块南高北低的缓坡地，却未曾想到此后一百多年，皇室会长期偏安于江南，而这片坡地显然无法容纳后世众多攒宫的需求。从高宗永思陵往西，地势逐渐下降，地下水位持续上升，这样的地理条件不适合建造陵墓，“这乃是江南地区简单模仿‘五音墓地’模式时难以解决的难题。”郑嘉励如此评论。
南宋中叶起，朱熹等学者开始坚决抵制“五音墓地”的说法。在《山陵议状》一文中，朱熹提出质疑，若此类风水确有实效，那我国的历史为何会充满曲折与坎坷？
南宋后期，宁宗、理宗、度宗三位皇帝面对地理环境的压迫和人心动向的变化，不得不对“祖宗之法”进行调整，将陵墓选址于山谷北部山麓，从而形成了今日的北陵区。这里的地形已不再呈现南高北低的格局，而是与江南墓葬的风水相仿，呈现北高南低、坐北朝南的态势。这体现了南渡政权在坚守祖制与实现地方化之间的摇摆与抉择。”郑嘉励对南方周末记者阐释了这种变化的历史意义。
2006年，在一片废弃的平房周围，发现了名为“理宗顶骨碑”的文物。这块碑在出土时已经断裂成八片。碑文详细记录了盗墓者丢弃遗骸、盗取宝物的历史。 （受访者提供图片/图片）
寻觅
尚未抵达考古现场，耳畔便传来了狗吠声。“负责守护陵墓”的那只小狗名叫小黑，一见到小米走来，便在炎炎烈日下兴奋地蹦跳。小米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官方犬”，经验丰富，在前往宋六陵工地之前，她曾在良渚的考古现场工作过。
2018年，在历经多年的勘探与充分的筹备之后，考古队伍正式着手对陵墓区域开展考古发掘作业。
元朝覆灭之际，明朝派遣使者前往大都，将宋理宗的头盖骨带回，安葬于明代人认定的宋理宗永穆陵遗址，同时树立了《大明敕葬宋理宗顶骨之碑》。然而，随着历史的波澜起伏，不同朝代之间的时空坐标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那么，即便这头盖骨确属真品，其安葬的地点是否准确，亦成疑问。埋葬已逾百年，那片土地早已荒废了整整一百年，如今是否还能辨认出理宗的陵墓所在，这确实成了一桩疑问。李晖达表示，至于2006年出土的这块碑石，其位置是否与最初设立时的位置相吻合，同样是个待解之谜。
迄今为止，一号陵和二号陵均坐落在南陵区域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面建筑结构繁复的北陵区，截至目前，其整体状况基本保持原状，未曾有过较大改动。
回首十年来的考古探索，李晖达印象最为深刻的，无疑是那天他们发现了第一座陵墓中的“龟头屋”与“石藏子”。
一号陵所处的地域，在明清时期的方志中记载，正是高宗永思陵的所在。那里确实有几棵松树矗立，“不过后来发现，松树的位置有所偏移，但只要这些松树依然存在，或者保持之前的密集程度，对于我们寻找遗址仍具有一定的帮助。”李晖达如此说道。在地面建筑沦为废墟之后，昔日的墙体和宫殿会形成一些凸起，而清民国时期的人们在这些凸起之处种植树木。
葛国庆采访过的那些老人，他们依然能回忆起那些凸起的土丘，然而，自从茶园进行了土地平整后，那些土丘已不复存在，陵松也相继枯萎。在茶树茂密的覆盖下，地表的细微起伏变得难以辨识。从2016年至2018年，考古团队在周边地区连续进行了三年的钻探工作，并且结合了卫星影像资料，初步确定了编号为一号的陵园大致范围。
2018年，省相关部门提出要守护那些幸存下来的松树，由于茶园中农药的使用和土地的翻耕，松树们遭受了病害，逐渐枯萎。文物管理部门促使部分茶树退耕，从而露出了一个空旷的地带。基于此前的勘探发现，考古队伍决定将此处作为发掘工作的起始点。
尽管已经进行了勘探，然而初次挖掘并未带来显著成果。在那几日，李晖达老人始终守在工地上，内心充满了疑惑，“这难道真的只是一片荒芜之地吗？”
某日，考古人员发掘出一块乌黑之物，起初猜测可能是古人的垃圾坑，然而其质地却与预期不符。李晖达遂亲自下到坑中，开始清理，坑洞逐渐扩大，最终揭示出一个边长超过一米的方形结构。“哇，竟然挖到了磉墩！”李晖达心中不禁暗自欣喜。
在南方地区，土壤较为松软，若在建造房屋时直接采用石板作为地基，不出几年地基就会倾斜。因此，人们会使用土石混合物进行夯实，一层层地深入地下，这个过程就像制作夹心饼干一般，必须确保夯实得足够紧密。而在磉墩旁边，地基则采用夯土的方式，与磉墩同步上升，以此来增强对磉墩的加固和保护作用。
找到磉墩，就等于抓住了牛的鼻子。李晖达如此阐述。在磉墩之上，安置柱础，柱础之上则支撑着房屋的立柱。一旦发现了磉墩，就意味着找到了房屋的所在。
沿着这条“牛鼻子”线索，考古队成功发现了“整头牛”的遗迹。在遗址中，他们共发掘出12个石柱础，这些石柱础对应的地面上建筑正是皇陵的核心部分——由三个开间组成的大殿。享殿北侧，坐落着一处正方形的古遗址，与享殿共同形成了一个“凸”字形的平面布局，这正是传说中的龟头屋。龟头屋是攒宫独有的建筑风格。李晖达表示：“这是我们首次在考古发掘现场亲眼目睹龟头屋的地面构造，此前我们仅从文献资料中了解到其存在。”
关键在于，一号陵的基址保存完好，挖掘也十分彻底，陵园的边界以及内部建筑的确切位置都十分明确。一号陵的考古发现对先前众多学者的研究进行了修正，比如，过去有学者推测皇陵上宫的布局呈长方形，但事实上，一号陵的挖掘结果显示，上宫的形状更接近一个边长大约57.5米的正方形。
尽管资料中提到此处可能是宋高宗的永思陵攒宫，李晖达却并未轻易得出结论。“若仅凭文献资料草率作出判断，极有可能颠覆宋陵原有的布局，这对后续工作的进行极为不利”，因此，他更倾向于将其称作“一号陵”。
一号陵东侧不远处，便是当前正在进行的二号陵挖掘现场。工地上堆放着大量出土的砖瓦，探方中显露的条石既整齐又宽阔，遗址周边还露出了排水沟的痕迹，整体布局与一号陵迥异，“这很可能是某座帝陵的下宫遗迹。”李晖达如此推断。按照南宋帝陵的规制，每座帝陵都由上宫和下宫两部分组成。上宫是帝陵“攒宫”的核心区域，正是墓室石藏子的所在地；而下宫则是用于日常祭祀和守陵人活动的空间，它位于上宫的西北方位。
一号陵发掘的某些珍贵遗物正于“国音承祚”展览中亮相，展品并非金银珠宝等引人注目之物，而是以瓦当、破碎的瓷器、石制构件的残片为主，解说文字则布满了展板，密密麻麻。多年来，我挖掘出土的物品中，并没有一件是公众心目中那种被视为珍宝的物品。李晖达表示，然而，在他陈述这番话的时候，并未流露出任何气馁或沮丧的情绪，“考古活动并非仅仅是寻宝，即便找到所谓的宝物，也不过是出土文物中的一部分罢了。”
宋六陵中的上宫位次复原图示得以呈现。平陶公路横穿山谷，将南北两侧分别划分为两个陵区。截至目前，考古学家们尚未完全揭示出这14座陵墓的确切布局。（郑嘉励提供图片/图）
保护
午后的休息时刻，炽热的阳光无情地照耀着空旷的考古现场，室外的工作因此暂时搁置。2022年的夏季，江南地区异常酷热，考古队伍不得不将发掘作业的时间限定在每天的清晨五点至上午十点。夜幕降临，尽管暑气尚未完全消散，李晖达还是带着小米，对工地进行了全面巡查，随后返回了基地。
漫步在南陵区的茶园之中，不时有咕噜咕噜的声响从地面传来。“这些是喷灌设备，专为茶树灌溉而设。”李晖达解释道。喷灌设备被浅埋于地表以下，当初为了种植茶叶和安装这些设备，整个陵区的土壤层都经历了翻动。
在1960年代的劳改农场时期，这片陵区的山谷便开始了种茶的历程。“文革”期间，茶场更名为了东方红茶场；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其名再次变更，变为绍兴市茶场。到了1993年，中日合资的御茶村茶业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茶园由此开始了机械化改造的进程。
地下的建筑地基主要由坚固的石板和夯实土构成，这无疑对茶树根系的生长造成了阻碍。若想提升茶叶产量，必须借助机械进行耕作和土地整平，以增加土壤的厚度。然而，大规模的耕作活动破坏了那些原本仅存的浅层地基。在2012年的勘探中，总面积达到了35万平方米，结果显示地下普遍存在一层碎瓦砾层，而南宋时期的地面遗迹几乎已经无处可寻。
劳改农场的建设与“破四旧”行动仅破坏了地表的古迹，而茶园的建造则对地下遗存造成了严重破坏。由于长期耕作、挖掘，甚至改变河道和道路，导致大量古松树枯萎，陵园的景观风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不仅地表的建筑遗迹受损，地下的石质结构也可能遭受同样的命运。南方周末记者就此采访了葛国庆。
宋六陵被纳入国家保护单位的时间较晚，在最初确定保护区域时，对于14座陵墓的确切位置并不明了。因此，仅依据几棵松树的位置，划定了面积甚小的保护区域，总面积不过几千平方米。与2.25平方公里的陵区面积相比，这一范围远远不足以覆盖整个陵区，这也为后续的保护工作埋下了潜在的风险。
由于保护区域有限，这给考古发掘带来了诸多不便，尽管2013年该地被提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其保护范围依旧依照1989年省级保护单位的规划图进行，因此在进行发掘时，我们不得不严格遵循规定的红线区域进行挖掘，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便等同于侵占了茶园的土地。在这样的限制下，李晖达在开展发掘工作时，难以充分发挥手脚。
2018年的那次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龟头屋，还揭露了包括一号陵的上宫垣墙、门殿、享殿、石藏子等众多遗迹。借助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考古专家们对上宫的建筑格局进行了初步复原，“这标志着南宋六陵考古的重大突破。”郑嘉励如此评价。这一成果的取得，使得宋六陵的保护与规划工作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2021年10月，我国国家文物局颁布了《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该规划中将宋六陵明确纳入了国家层面的保护与考古计划之中。
大众眼中，宋六陵考古的价值或许在于持续的探索精神。北宋与南宋政治文化的传承路径，我可通过文献进行阐述；而如今，结合考古发现，其描述或许更为精确。那时的人们如何塑造他们的政治象征？他们运用了何种力量来掌控这些象征，又形成了何种文化凝聚力？帝王陵墓在现代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这一层面，正如李晖达所言。
2022年6月，绍兴市文物局圆满结束了宋六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编制任务。省、市级相关部门均已对外公布相关信息，目前正等待国家文物局的正式批复。绍兴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文物处处长马峰燕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规划保护区域内的茶厂将逐步进行搬迁，这一搬迁工作也将纳入宋六陵遗址公园的建设范畴。
一号陵的挖掘工作结束后，考古团队对其进行了回填处理。在填土之下，还设置了一层塑料隔离膜。若未来遗址公园的建设需要再次进行挖掘，这种设计将大大提高施工的便捷性。
考古工作者们对于新的规划感到格外振奋，最为令人喜悦的变动便是新的保护区域已经正式对外公布，范围调整得相当显著。过去仅几个陵墓的面积总和不过几千平方米，而现在整个山谷以及两侧的山脊线都被纳入了保护范围。未来在进行大规模发掘时，用地问题将不再成为限制。正如李晖达所言，随着施展空间的增大，考古队计划在未来的几年内寻找到二号陵的上宫。相较于整个陵区的广阔区域，现阶段进行的考古挖掘仅限于其中的一小部分，宋六陵的考古工作刚刚起步，或许李晖达还需在这片山谷中继续耕耘十年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