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座经国务院给予批准，以有计划、有组织且主动发掘这种方式开展挖掘工作的帝王陵墓，是明定陵，其发掘历程充满曲折，考古成果极为丰硕，曾经在世界上引起轰动，然而后来，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由于保护措施施行不当，从而受到了损坏，红漆棺椁被毫无缘由地遗弃，帝后的尸骨遭到人为的焚烧……即便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当中出现的这场沉痛教训，依旧让无数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人员为此发出深深的叹息。
此文源自《新京报·书评周刊》，在12月31日存在专题，专题题目是《我在中国挖古物：中国考古百年》，其B06部分所载 。
「主题」B01丨我在中国挖古物：中国考古百年
「主题」B02-03丨我在中国挖古物
「主题」B04-05 | 三星堆与一批考古学人的追索
「主题」B06-07丨明定陵：帝陵文化的探秘与惋惜
「文学」B08-09丨文王大宅：探寻岐山间的商周传说
「文学」B10-11丨殷墟：揭开商代贵族墓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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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发掘前：从长陵改为定陵
1955年10月13日，郭沫若收到了一封书信，这封信是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所写。信里表述：“郭老，关于发掘长陵这件事，跟各方面交流探讨后，大家都表明赞同。打算拟定一份上报国务院的文稿，能不能用请您仔细斟酌并修改。请您担任领衔人，范文澜、沈雁冰、邓拓、张苏都会签字表示赞成的。”。
明成祖朱棣的陵墓是长陵，它在明十三陵里规模最为巨大，其所处之地位于现今北京市昌平区天寿山主峰的南麓之处是也。
两天之后，一份报告被送到了国务院，这份报告里面，郭沫若处于领衔的位置，依次署名的还有沈雁冰、邓拓、范文澜、吴晗、张苏。报告表明，发掘朱棣长陵存在着两大带一些现实性质意思的意义：其一呢，设置地下博物馆用来供人去参观，“不但能够丰富历史方面的知识，也将会使得这个古代帝王的陵墓变成具有世界层面意义的名胜之地”；其二呢，长陵不存在被盗取的记录，发掘了之后“对于明初史事的研究将会有特别大的贡献”，“是研究过去帝王墓葬的最为完整的史料” 。报告宣称，存在营造学社作出的清陵地下结构图，针对长陵“实施慎重发掘，预估不会存有太大困难”。尽管存在反对的声音（像夏鼐以及郑振铎），这份报告依旧获得批示“原则予以同意”句号。
定陵匾额。
不过，最终发掘的并非长陵，而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定陵。
其中缘由，存在着好些不一样的说法。《郑振铎传》讲，郑振铎觉得，鉴于那时人们的文物保护观念、文物保护举措以及研究层面的科技程度和那时国家的经济实力等好些具体情形，急切地挖掘长陵都是不合适的，所以他独自给国务院撰写了一份报告，表明要是非得挖掘的话，提议先挖掘定陵，把定陵当作试点，总结出经验之后，再去思量挖掘长陵 。毕竟，跟定陵相比较而言，长陵的规模要大出许多，“地下的宝物必然也要多出许多，一旦进行发掘后，要是缺少妥善的毫无差错的保护措施，那么所产生的后果将会是难以想象的。”赵其昌的说法表明，改掘定陵是考古工作队的意见：“针对十三陵展开调查之后，工作队给出意见，觉得长陵乃是主陵，理应先挑选地点进行试掘之后，积累一些经验，再去挖掘长陵，以此避免出现失误。”最终在朱高炽的献陵以及朱翊钧的定陵之间，挑选了规模稍微大一点的定陵作为试掘的对象。
还有，依据吴晗于1955年11月23日呈交给国务院的报告可知，长陵发掘委员会最初的规划是，先对明世宗朱厚熜的永陵展开试挖掘。直至1956年4月，才转而作出了先试挖掘定陵的决定，其缘由在于“定陵已经向外显露（注：点明宝城外侧存在城砖塌陷的情况）……虽说规模相对较小，不过与长陵相比较而言，推测其构造大致相同，能够为开发长陵获取一些经验”。同年3月，长陵与定陵所在的昌平县，从河北被划归到了北京。
1956年5月17日，定陵发掘工程正式开启，这还是1949年之后中国第一次主动开展的发掘帝王陵墓的行动。
有一件金爵杯，它满身都装饰着金龙，且被放置在有着二龙戏珠图案的托盘内，其周围镶嵌着由珍珠宝石制成的花钗，这使得它愈发彰显出富丽堂皇的样子。它是从定陵出土的金器里含金量最高的那一件，整个金爵杯构思具备巧妙的特点，造型显得十分优美，装饰极为华丽，呈现出极强的稳定感，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02
发掘中：一波三折的过程
和盗墓只为求财不一样，陵墓考古发掘的关键目的是留存以及获得历史信息，是一定要把保护文物当作首要准则的。当然没办法采用孙殿英式的用炸药开路的方法，也不适合从上面到下面把封土全都挖开，那样等于是破坏了陵墓原本的结构。以深度参与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赵其昌而言，唯一恰当的办法唯有“古人下葬从何处进入，今人考古也要顺着当年的入口和老路进入”。也就是要找寻到当年棺椁下葬的地方。
通常来讲，明代帝王陵的明楼之下会建造券门，券门能通往安放帝后棺椁的宝城之中，确定找到券门的话，也就找到了陵墓的入口之处。然而定陵的情况有所不同，其明楼并未设置券门，那么棺椁究竟是从哪里进入进行安葬的，这就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谜团。所幸的是，在勘察阶段的时候，于宝城外的南侧发现了一处因砖墙塌陷从而形成的缺口。缺口里面“即便用砖进行了砌好处理，可明显存在拆砌过的迹象”。所以工作队据此推测，帝后入葬之时说不定是通过此处的。正式的发掘工作便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启动的。1956年5月19日，工作队于宝城城墙内侧封土那里，开掘出一道南北走向的探沟，其宽为3.5米，长度是20米，这个探沟恰好和外侧缺口相对应。在开掘此探沟之际，于宝城城墙内侧石条上，发现了浅刻的“隧道门”字样，还发现了“金墙前皮”字样，以及“宝城中”字样，另外还有“右道”字样、“左道”字样、“大中”字样等诸多字样。此情况表明探沟开掘的位置恰如其分。随着发掘工作朝着深度以及宽度加以拓展，宝城内没过多久就显露出用砖封砌起来的券门，该券门连接着砖隧道。工作队据此作出推断，这道券门就是石条上所写的“隧道门”，并且也是帝后棺椁进入宝城的入口处。
找到入口过后，为了削减人力挖掘搬运土方的工作总量，并且尽可能让宝顶上面的松柏树木得以保存不受到损害，工作队决定开展跳跃式发掘，往前面跨越一段砖隧道，开挖第二道探沟。结果，这道探沟开在了砖砌隧道的末尾之处。1956年9月2日，工作队于隧道末尾发现一块小石碑，上面刻着文字：“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有人觉得这块碑或许是陷阱，是为了防备盗墓贼而特意设置的假路碑，目的在于把盗墓者引向危险之地。工作队经过分析得出看法，定陵是万历皇帝生前建造的，建成之后就进行了填埋封闭，待到万历入葬的时候再将其掘开，“想一想，帝后的死亡日期难以事先知晓，一旦逝去，限定时期掘开，一时间搞不清楚具体方法和途径，无法按时完成，那可是要被砍头的啊（！）是从石碑所在位置以及制作工艺的粗糙状况来推断的，它不会是陵园制度里必需的设施，而应当是领工的人员为了日后工作便利预留下来的标识。那块小石碑上面雕刻的内容应该是可靠的。按照路碑指示开展后续工作，挖掘出第三道探沟，实现跳跃式前进因而找到了石隧道，最终，证实路碑指示是正确的。
1957年5月19那一天，工作队在石隧道末尾处，发现了砖砌的金刚墙，这时，距离挖掘工作启动，恰好整整过去了一周年，。
把金刚墙打开，便能进入陵墓内部，然而流言随即泛起。深度参与发掘工作的赵其昌回忆讲：“自决定发掘地宫那一刻开始，各种说法就不停传来。有人言说，皇帝的陵墓布满暗箭，箭头是被毒汁浸泡过的，碰到就会丢命。又表明那墓门之后，上面有千斤重石，下面存在滑动踏板，稍有疏忽之处，要么粉身碎骨，要么失足跌入深渊。还有人郑重地写信称，‘你们可曾见过猎户在山上设置的捉鸟笼子？上面有一块滑板，小鸟落下，板子马上翻转，将小鸟扣在笼中。’”。对于猎户而言，因担心小鸟会被饿死，故而时常会在笼子里面放置一些食物，然而墓室当中的踏板，恐怕是不会拥有如此这般的良好待遇的。参与挖掘工作的民工以及他们的家人很是放心不下，考古队员们也宁愿相信其存在，却不敢不相信其不存在，倘若地宫里确确实实存在着“飞刀、暗箭、毒气”，进入之后真的是一个大坑，该大坑里面栽着极为锋利的尖刀，坑的上面是用来覆盖地面的石条，那些不了解具体情况的人，一旦一脚踩错，石条就会将人翻落到坑中，上面的石条进行砸击，下面的尖刀扎刺，那样可就后悔莫及了。曾有郭沫若、邓拓还有吴晗这等人等，也存在着几次亲临现场这种情况，并且再三进行叮嘱，要留意人身安全 。
为保障万无一失，工作队做出决定，在将金刚墙拆开一个洞以后，先投放一只狗进去，以此试探是否存在毒气之类的物品。有人怀有担忧之情，觉得放狗进去或许会“把里面的物品刨坏了”，于是就此改成了投放鸡。令人遗憾的是，两次朝着洞里抛掷鸡均以失败告终，“里面呈现黑暗状态，洞口存在光亮，鸡不会朝着黑暗的地方飞去”，而是发出鸣叫，从洞口飞出来并逃走了。最终毫无办法可想，只能派人下去 。考古队员庞中威，他参与了发掘工作，回忆称，被选中的那些人大多脸上会露出为难的神色，当他自己被叫到名字的时候，同样是“脑子里空荡荡的，仿佛身边所有的一切瞬间都不见了”。最后总共是民工加上考古队员，有七八个人之多，一起爬上了处于金刚墙 3 米高位置的洞口，接着经由竹梯逐个慢慢下行进而进到地宫里面。众人确定了金刚墙内没有毒气，也不存在飞刀暗箭。为了防备翻板陷阱，行进过程中依旧小心翼翼，用拐杖探路，左边敲一下，右边敲一下，中间敲一下，确认没问题之后才迈步 。
过了金刚墙，就到了巨大的石门处，石门是用整块汉白玉雕琢而成的，上门轴安置在粗壮的铜梁管扇之内，里面有“自来石”顶住，从外面直接推是推不开的，所谓“自来石”，实际上是古代墓葬中常见的一种自动锁死机关。它的基本工作原理是这样的：首先，在门内距离两扇石门不远的地方，也就是正对着石门中部位置的地面，凿出一个凹槽，而自来石的一端在未来是要顶在这个凹槽里面的；其次，在两扇石门对着室内的那一侧的中部，预留出一个凸起的石坎，这里要注意两扇门都有这样的石坎，并且它们是紧挨在一起的，而自来石的另一端在未来会顶进这个石坎之中。皇帝入土安葬之后，工匠们会先把石门的其中一扇给关闭起来，另一扇则处于半掩的状态，自来石的下端会嵌入到地面的那道凹槽里，其上端略微倾斜着靠在半掩石门的石坎那儿，半掩的石门开始缓缓地关闭，自来石也随之渐渐与凸起的石坎吻合接榫，最终当石门完全封闭的时候，自来石就能一举顶住两扇大门。它实际上就是平常普通农家经常能见到的顶门棍 。
说那个自来石的工作原理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呢破解它理应自然也就并不困难。定陵进行发掘之际所采用的办法是什么呢，是使用一根铁制板条，在那根铁制板条的上端开设有一个口子，这个口子的作用是用来卡住顶门石的上方顶端部位，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其往后掉落而造成摔坏局面，紧跟着啊众人一同齐心协力使劲向前推，把顶门石使劲向前推从而远离原本石门内侧所存在的那个向外凸起的石坎，让其呈现直立状态而立起来，如此之后大门便能够轻轻松松被推开了。在地宫里其他存在着自来石的大门，全部都是运用相同方式方法将之打开的。
在此处，整个定陵地宫，就都全然展现于世人眼前了。它的地下建筑存有前、中、后三殿以及左右配殿，总计五室，有石门七道。而后殿之中安放着万历皇帝与孝端皇后王氏、孝靖皇后王氏的三口棺椁。有一位参与发掘工作的考古人员这般回忆当时的观感：“真可怖！三口接近一人高的红色棺椁，在棺床上阴森地停放着。”这些棺椁此前都未曾被破坏，随葬品完整，为研究明代帝陵制度提供了真切依据。定陵一共有各类器物二千六百四十八件出土，这里面不包括钱币以及纽扣。其中最多的是纺织品与衣物，有六百四十四件，而且主要是丝织品。这为研究明代的丝绸织造技术、加工工艺，还有帝后服饰制度，提供了直接材料。除此之外，数量较多的还有金器二百八十九件，银器二百七十一件，铜器六十五件，锡器三百七十件，玉器五十一件，漆器八十四件，首饰二百四十八件。
红素罗绣平金龙百子花卉方领女夹衣。
03
发掘后：文物损毁问题
按通常的道理来讲，陵墓类的考古工程能够划分成发掘工作以及文物整理修复保存工作这两个部分，1958年7月的时候，定陵的发掘工作基本上宣告结束，地宫也略微做了整修从而变成了“定陵博物馆”，在1959年国庆节的时候正式面向公众开放，然而文物的整理修复保存工作，却差不多完全停下来了，不但处于停滞状态，还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文物损毁问题。
定陵文物损毁存在诸多原因。其一，当时文物修复保存技术极为欠缺。定陵出土丝织品数量庞大，种类繁杂，织工精细，每卷均有腰封，标注着尺寸、时间、产地及质地，堪称极为难求的研究材料。彼时专家运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甲苯溶液，用以加固出土丝织品，最初效果尚可，然而稍过些时日，这些经处理的丝织品就开始褪去光泽、软化和丧失弹性，不仅发黑变硬还变得脆弱易碎了。当时，并没有配备着能保持恒温恒湿并具备避光功能以此保存文物的库房，导致了这些丝织品，大多严重受损，参与发掘工作的赵其昌，曾无奈地发出感慨，损坏没有在发掘的最初阶段出现，而是在发掘之后才发生，这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
然后呢，是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的部分工作人员，他们严重地缺乏文物保护的意识，并且历史知识也是极为欠缺的。为了能够满足定陵博物馆的展出需求，在当时针对万历帝后的棺椁制作了复制品。谁能想到，复制品制作完成之后，定陵博物馆的某个掌权的人就命令他人把原来的棺椁当作垃圾给抛进了山沟里。从这个时候开始，万历帝后的原始棺椁就消失得没有一点踪迹了。直至今日，在地宫中陈列着的，依旧是当年所制作的复制品。打开一本《地下宫殿定陵》，这本书是在195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是由“长陵发掘委员会定陵工作队”编写而成的，在这本书中，能看到这样的句子，“1644年3月，清兵攻进了北京。明代最后的一个统治者崇祯皇帝，在景山的一棵树上吊死了”，而这样的句子明显存在史实错误。
金冠又称金丝翼善冠，由三部分组成，前屋、后山和两角。帽壳部分被称作前屋，工匠是以“编灯笼空儿”的方式，自上往下运用518根直径为0.2毫米的细金丝手工编结而成，因工匠技艺纯熟，编出的花纹不但均匀，疏密相同，并且中间没有小结，看起来薄似轻纱，半圆形帽山上矗立着两个形如兔耳的金丝网片，也就是两角，俗称“纱帽翅”，后山前的正前方是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金龙造型生动有力，气势雄伟，这还正是金冠制作过程里最难做的一部分，经专家鉴定，龙首、龙身、龙爪、背鳍等部位皆是单独制成后，进行整体图案的焊接组装才完成的。那冠上光是龙鳞就花了8400片，这就要求工匠进行焊接时，不但得耗费极大的气力，而且得凭借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把控合适的火候，才能够完成这般高难度的工艺制品，所以说金冠的珍贵之处，除了质地全是金丝外，还在于整体拨丝、编织、焊接等方面有着高超的技艺。当下金冠在我国就只有这一顶，堪称国宝。
因时代背景影响，后续的文物修复保护工作面临重重困难，难以顺利开展，不但如此，在1966年的时候，于定陵博物馆广场发生了公开砸毁万历帝后尸骨并将其焚烧成灰烬的事情。郭沫若针对此事痛心到了极点，他曾经期望借助检测万历尸骨，弄明白他到底得了什么病症，到底是因何变成瘸子的，可尸骨被焚烧后，就再也没有进行研究的机会了。吴晗同样痛心万分，他曾经怀疑万历生前有吸食大烟的情况，期望凭借化验尸骨来进行证实或者证伪，“然而一场大火，一切都化为泡影了”。1958年的时候，定陵发掘工作就大致完工停止了，然而，定陵那完整的发掘报告竟然一直拖延到1990年方才正式出版发行，面向世人呈现出来。
定陵发掘后，因技术能力欠缺致使的文物损坏，此情况对于当时的中国考古学界来讲，是一记警钟。朱棣长陵的发掘计划被搁置，随后在1961年国务院依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意见，向全国发出通知，不准随便发掘帝王陵墓。从那以后，全国各地主动发掘帝王陵墓的冲动都未得到批准。1997年时，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首次明确规定：“鉴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还不具备，对大型帝王陵寝暂时不进行主动发掘。”。定陵被发掘所带来的沉痛遗憾，演进成清晰明了的历史教训，然而，对于那些依旧沉睡于大地之下的国家宝藏而言呀，其实何尝不就是一种幸运呢。
